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军纪不良,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什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
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抚”,本来都是属于“都察院”的监察官,并不是行政官。因为监察官权大,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好比部队的政委或政治主任兼任司令员。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合乎应制规范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书法漂亮、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
明末抗清有三位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全省考举人第一名),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第一流的军事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孙承宗),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大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创制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埵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份,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今日中国领土中的西藏、新疆、黑龙江、台湾、青海、内蒙古等等大片土地,都是满洲人得来的。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俄罗斯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满洲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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