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结婚的,他们在外边来回转悠时个个都不错。”
保尔把手搭在达雅肩上,谅解地说:
“行,不嫁人照样能过好日子。不过你心肠真硬。幸好没误会我在向你求婚,否则我就难堪了。”
达雅一脸羞涩。保尔见状用他冰凉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要是你找对象,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的。”达雅喃喃自语。
几天后,保尔乘上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去送行的有母女三人,还有母亲的妹妹罗莎。临别,保尔亲口向阿尔宾娜许诺,会帮助廖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想打扰朵拉,就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暂住。稍作休息,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但阿基姆摇摇头:
“保尔,不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鉴于病情严重,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他们怎么写,我只想工作,求求你,到处转院是没用的。”
阿基姆表示反对。
“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请你理解。
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让阿基姆无法招架,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没去吃饭,因为没力气去三楼,去隔壁的食堂。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脚,常会麻木一阵,有时全身没法动弹,还发高烧。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酸软疲惫,无法起床。发作一阵后,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因为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那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专家告诉我的。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在家干,或是在机关安张床。只要求别让我,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
他越说心情越激动,声音越大。
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
“好吧,保尔,别急。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会提出你的问题,帮你争取。”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伸出手。
“阿基姆,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我活着,就休想让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老大哥。请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不是空谈,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他明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说出这番话语。
两天后,阿基姆告诉保尔,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但必须先接受考核,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
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副主任是位女性,老地下工作者,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她提出一些问题:
“同志,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
“没有。”
“哎呀,没关系,依靠实践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提过您的经历,我们有个在家就能胜任的职务。总之我们可以为您行些方便的。不过,您必须知识渊博,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让保尔深感不妙。谈了半个小时,他知识面不广的缺点暴露出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还有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华,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但需要重申:您很有才华,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右眉毛挑动着:“好,我同意。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伙夫,好电工,会骑马,会做团员工作,但在文学战线上,我就是个劣等兵了。”
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
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一个夹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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