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会有个儿子或女儿了。”扎尔基说道。
“哦，那她是谁？”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保尔。
“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
“那么杜巴瓦呢，他去了哪儿？”保尔更觉惊讶。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人说他又恢复了党籍，但这没用的，他是无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是能欢聚一堂畅谈往事，那该多好。”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随他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大高个子检查员把门关上了。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知出了什么事，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扎尔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几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给我们说说党内的近况。我们决定借用贵处开个会，也可说是内部会议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与会的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些情况。
“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必须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赶回去。”
在保尔房间里开会后的第三天，疗养员们都提前出了院，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并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市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听到他的首次讲话，是在一周以后。
深秋。那天保尔同两名陪同乘上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去离城里很远的一个区。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为他诊断，检查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拍板，然后走了。其他的医生也跟着他离开。
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明亮而干净，散发出一种保尔忘却已久、医生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环顾四周，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只铺着干净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凳子。
医护人员把晚饭送来了。
保尔不想吃饭。他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阵痛影响了思考，胃口也没了。
保尔刚写完第四封信，房门被轻轻拉开了。一个白衣女医生来到床前。
保尔从夕阳薄薄的余辉中看出，她描着细细的眉毛，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轮到我值班。现在我跟您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与否，您得说出详细情况。”
女医生嫣然一笑，这使得“审问”不太令人反感了。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连自己，而且连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手术室里头。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光，长长的手术台底下放着一只大盆。保尔在手术台上躺着，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尔身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着。他扭过头望了望。护士在放置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别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您的神经的。”她低声吩咐。
“医生，您是说谁的神经来着？”保尔不服气地笑笑。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部已被厚厚的面罩遮住。教授说：
“别紧张。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试试。”
面罩底下传出低闷的、静静的声音：
“好。也许我会说点粗话出来，所以先说一声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开始的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同时开始数数，并尽量数清楚。保尔个人的悲剧就这样进入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儿没把信封撕成两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展开信纸时，竟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头几行字映入眼帘，他就飞快地往下读。
阿尔焦姆：
我们之间难得写信，每年也就一两次而已。不过次数多少都不重要。你说你已经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附近，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为的是告别过去。我理解你所说的过去，指的是斯乔莎和她们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之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造过来的，恐怕你不一定能成功。你说“年纪大了，学习起来困难”，但实际上你学得相当不错。可你却一口回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这似乎不太妥当。你为夺取政权斗争过吧？那现在就应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开始行动吧！
下面说说我自己吧！我的情况很糟糕。我时常住院，动了两次手术，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也说不准这将拖到哪年哪月。
我现在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活儿干——当病员。我承受了种种苦楚，到头来只落得个右膝僵硬，身上被缝了几针。最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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