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嘴唇的瘦子斯塔罗韦罗夫也站起来。
“杜巴瓦,”他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地说,“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服从大会的决议?”
茨韦塔耶夫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
“形式上你要服从他们,否则丢了党证怎么办。要学会见什么风使什么舵。现在我们就散会吧。”
图夫塔坐在椅子上,焦躁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米哈伊拉紧皱着眉头,脸色苍白得十分难看,连夜的失眠使他眼圈发黑。他坐在窗子旁边,啃着手指甲。听到茨韦塔耶夫最后的两句话,他不再费劲地啃指甲,朝聚会的人们转过身来。
“我反对再搞这一类名堂。”他突然发起火来,粗声粗气地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服从大会的决议。我们已经摆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必须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赞同地看了看他。
“这也是我想说的。”他口齿不清地说。
杜巴瓦盯着米哈伊拉,毫不掩饰脸上嘲弄的表情,半阴半阳地说:
“谁也管不着你。你自己到省党代会上去‘低头认罪’也可以。”
米哈伊拉跳了起来。
“杜巴瓦,你这是什么口气?我直率地告诉你,你所说的话让我感到反感,这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不耐烦地对他挥挥手:
“你也只能这么着了。悔过自新去吧,向他们忏悔,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和图夫塔等人握手告别。
他走后,米哈伊拉和斯塔罗韦罗夫也立刻离开了。
1924年,挟冰裹雪的时期到来了。一月刚开始,严寒早已在积雪的大地上逞凶;进入中旬,到处是狂风怒号,大雪狂舞。
西南的铁路线已经全部被白雪覆盖。人们在同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除雪车前面的钢铁螺旋钻透一个个高大的雪堆,为列车开路。天寒地冻,风雪肆虐,电报线也结冰冻裂了。十二条线路中只剩下三条畅通。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站的报务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在不停地响着,只有内行人的耳朵才能听懂这种嘀嘀嗒嗒的语言。
女报务员都还很年轻。估计她们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收发的电报纸带也不会超过两百米。而她们的同事,那个年老的男报务员,却早已经收发电报约二十多万米。他收报时,不必像那些女报务员皱着眉头费劲地把一个个难以辨别的字母拼成句子。他听着机器的嗒嗒声,就能拼出一个个单词,直接写在电报纸上。此刻,老报务员正在边听边记:“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手里写着,心想:“大概又是一份关于清除积雪的通知。”窗外风雪弥漫,寒风卷起地上的雪团,一阵阵叩击着窗户玻璃。老报务员好像觉得有人在敲窗,他转脸向窗户望去,禁不住欣赏起窗玻璃上美丽的窗花来了。没有一个凡人的手能雕刻得出这么精致、美妙的版画。
老报务员似乎被这美丽的画面迷住了,暂时忘记了面前那永不停息的电报机的嗒嗒声。等他终于欣赏完大自然这份充满神奇的创作,将他的目光离开窗户回到电报机上时,他已经漏掉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电报机刚刚打出的纸带念道: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点五十分……”
一手支着头,老报务员很快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带,又开始认真听:
“在哥尔克村逝世……”
他仔细地记录着。多少年来,他就这样收听着各种喜讯和噩耗,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快乐与悲伤。他早就不再去注意那些断断续续的字符的含义,只是仔细听着嗒嗒声,然后记录着,并不琢磨他的内容。
就在此时,老人得知有人去世了,正要把消息通知一个别的什么人。老报务员将电文的开头:“同文发给各站!同文发给各站!同文发给各站!”忘记了。嗒嗒地,机器不断地响着,逐字译出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坐着,感到一些疲倦。有个地方,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他要将这个噩耗发出,有人收到以后要痛苦地哭泣。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是个旁观者。机器不停地打出点、横,又几点、又一横。他熟练地将这些译成第一个字母,写在纸上。是个“Л”。接着第二个字母“e”,然后是“h”,两竖之间的横又多描了一次。又是“n”,最后一个字母“h”也写出来了。
在机器间隔,老报务员以十分之一秒的神速瞥了一眼那五个字母:
Лehnh(列宁)。
“嗒嗒嗒”,机器继续响着。但是那个名字太熟悉了,老报务员不由地呆了一下,再次看看那个词:列宁。什么?列宁?他直盯着电报纸,呆呆地坐着。工作了三十二年的他,第一次怀疑了,怀疑了自己亲手抄录的电文。
他又看了三遍。仍旧是那几个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一跃而起,仍是呆呆地看着抓在手中的纸带,他不愿相信这条消息,但电报纸证实了,这是真的!他脸色苍白,对女同事们惊呼:
“列宁逝世了!”
伟人逝世的噩耗飞出报务房,传遍车站,卷进暴风雪,在铁路线、道岔口飞舞,然后又钻进了机车库。
一台机车停在一号修车沟上,正在修理。在地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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