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静悄悄的。夜已深，党委会人已走光，而最后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则刚走，只剩下保尔自己。窗户上有很多奇形异状的霜花，桌上一盏煤油灯，屋里火炉旺得很。保尔正在想不久前的一件事。八月，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负责人，搭上抢修列车赶去叶卡捷琳诺斯拦夫。他们这一行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组，由一车站到另一车站，为车厢、铁路抢修不停，一直到深秋才结束。他们还经过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一段路。到处伤痛。在古利亚伊波列区，他们用一周时间修好了石头水塔，用铁皮将炸坏的水箱补好。他是电工不懂钳工技术，这种活儿又特别累，但他仍手拿扳手，拧紧了超过一千个的螺帽。
秋末，列车将他们运回铁路工厂。各个车间又接回了这些工人……
安娜那儿可以经常看见电工保尔。他前额上的皱纹也展开了，经常发出一种很有感染力的笑声。
已是浑身油污的工人又在小组会上听他讲述战斗故事，听他讲奋起抗争的农民如何推翻了头戴皇冠的恶魔，讲斯捷潘·拉辛马布加乔夫的起义。
有天晚上，正当一大帮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时，电工保尔出人意料地改掉了他那多年的不良习惯。他将很小就开始抽的烟给戒了，而且宣布：“我永不抽了！”
这是很突然的事。有人提出了一个看法，讲习惯强于人，并以抽烟为例。大家不停地争论，电工开始并没参与讨论，但塔莉娅指名道姓地要他发言。他便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应该是人占主导而不是习惯。若不然咱们会得出什么错误的结论？”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中喊了起来：“说的真好听。保尔你就喜欢吹！你自己是不是烟鬼？你是否知道抽烟不好？那你怎么没那么强的毅力给戒掉？你前不久不还在小组会上谈宣传文明了吗？”他说到这儿便改用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请他回答一下，他爱骂人的毛病有没有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并不经常骂人，但骂起来可厉害呢！说着容易做着难啊！”
这时一下子冷了场。他的话太过苛刻让大家都不适应。保尔并没马上应答。他将嘴上的烟慢慢拿下揉成一团，然后坚定地说：
“我再不抽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这么决定是为了我自己好，其次才是对他的回答。一个改不了坏毛病的人是不值分文的。我那可恶的骂人的毛病仍然没被我克服，不过他也讲我不经常骂的。骂人不比抽烟，它更容易犯，所以到目前我还没讲立即除去这一恶习。但我会终有一天将它彻底改了的。”
从冬日来临的那天起，从上游来的木排便堵住了河道。秋水涨了，这些木排被冲散后顺水流下，眼看大批燃料要毁，索洛缅卡便又派了一批团员去抢救那些珍贵的木头。
保尔从不愿落后。他瞒过同志自己已身患重感冒，依然参加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两岸木头已如山高，而他却高烧不止。他已两个月受到急性风湿的折磨，他在出院之后也只能是“趴”在台上干活儿，工长看着都摇头。几天后，委员会很公正地认定他已不能再劳动，便要他退职，并给了他领取退休金的资格，但他愤怒地拒绝去领取。
保尔很沉重地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棍忍着剧痛，慢慢移动脚步。母亲已多次来信让他回去看看，现在他又想到了她老人家和她在送别时的一句话：“什么时候你们病倒了，我才能看到你们！”
省委会里，他领了两份卷在一块儿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让人难过，他几乎没跟一个人告辞便踏上了归途。两个星期的时间，母亲用草药以及按摩的方法想治他那肿胀的双腿，这样没过一个月，他便能离开双拐走路了。他心中再次欢快起来。列车将他送回省城。三天之后，组织部开了介绍信，叫他去找省兵役委员会，去军训部门做政治工作。
又经过一周，他来到这个漫天冰雪的镇上，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在共青团区委会中，他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将分散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新的团组织！
烈日当空照，一根樱桃树枝在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口摇摆。执委会的对面，有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堂，钟楼上，镀了金的十字架被太阳光照得闪闪发亮。而窗户前的小花园中，执委会的看门人养了群小鹅，如嫩草般绿油油，正四处寻觅食物。
执委会主席刚刚将一封加急电报念完，脸上出现了阴影，粗大的手指在松乱的卷发中不动了。这位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的小伙子才只有二十四岁，但那阔肩膀，粗粗的脖子，大大的脑袋，这样一个外表让人看上去总觉得该三十五六了。他身穿蓝色的马裤和灰军装，在左胸口袋上面有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之前，他在图拉的兵工厂里“调动”旋床。他祖父、父亲到他，几乎都从小就在这儿切钢削铁了。
但在一个秋夜，原来只造武器的他却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由此就卷入了战争的风暴。为党也为了革命，他九死一生拼杀沙场。这位原兵工厂工人一路走来，由战士到团长、团政委。
如今炮火硝烟已成过去，在这个边境地区，他生活很安稳。他经常工作至深夜，研究很多农作物收成的报告。现在他看了这份电报后，好像回到了以前战争时的日子一样，电文是这样的：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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