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台上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参加晚会。当他们返回的时候，谢廖沙沮丧地说：
“糟透了！扎尔基讲得有理。咱们找这帮中学生只会惹一肚子气。”
“很正常。”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他们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必须在工人中间入手。你要特别注意锯木厂和制糖厂。不过群众大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学生当中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达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宣传我们的思想与口号。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将召开一系列大会。宣传列车近日到达，我们将把工作全面铺开。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深夜，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临别，谢廖沙紧紧握住她的手，丽达浅浅一笑。
谢廖沙返回市区，顺路回家一趟。
任凭母亲怎样责骂，他都不作声，不反驳。但是父亲参加进来，他就积极地反攻：
“爸爸，你听我说，德国人在的时候，你们罢工，还打死押车的德国兵，你想到家了吗？想到的。但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使你这样。我知道万一我们撤退，那么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就翻身了。爸爸，你理解我吗？咱们讲和吧，妈妈也会好起来的。”他看着父亲，充满了期待。
扎哈尔·勃鲁扎克坐在凳子上局促不安。终于，他微笑了。
“小滑头，你来教育我吗？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抽你了。”
不过这语气并不严厉。他犹豫片刻，握住儿子的手，说：
“谢廖史卡，你继续干吧！我们不会拖你后腿的。只是别忘了我们，常来看看。”
夜晚，门半掩着，透出一道光亮，照在台阶上。大房间里正在开会。屋里有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羊皮帽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个革命委员会委员——铁路工人、身体魁梧的舒季克，机车库工人、鼻子扁扁的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盯着伊格纳季耶娃，嗓音嘶哑，一字一顿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可是投机商哄抬物价，他们不接受苏维埃纸币，只要旧币。今天咱们就规定一些价格。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会把货藏起来。那样咱们就搜，征购吸血鬼们的全部货物。我们绝不能手软，我们不能让工人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 警告我们别干得太过火，我说这正是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有些大商人藏了大批货物在地窖里边。”他露出嘲讽的微笑，瞧瞧季莫申科。
“你打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吃惊地问。
他感到懊丧，这本是他的职责，却被多林尼克抢了先。
“嘻嘻！”多林尼克笑了，“老弟，我不仅知道这个地窖，还知道昨天你和师长的司机一道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的脸涨红了。
“我是听谢廖沙讲的。他有个朋友，好像在车站食堂干过活儿。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起，以前食堂的所有需要，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可靠的情报：肯定有个地窖，在一个不具体的位置。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小伙子，跟谢廖沙一同去吧。一定要在今天就搞个水落石出！成功了，我们就有物资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那个酒馆老板的家，两人留在外面看守。
矮胖的老板活像一只大酒桶，一条木头腿橐橐地响。他迎接进来的人，问：
“同志们。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女儿们。隔壁房间里，一身肥肉的老板娘在一边穿衣，一边叹气。
季莫申科只说了两个字：
“搜查。”
搜遍了所有的地方，就是没有发现秘密地窖的影子。
厨房旁边狭小的屋子里，饭馆老板家的一个女佣人正在酣睡，她睡得那么熟，有人进屋也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叫醒了她。
“你是谁？是这儿的佣人吧？”他问道。
她拉起被子，用手遮住电筒光，惊疑地回答：
“是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谢廖沙解释了一下就退出去，让她穿好衣服。
宽敞的饭厅里，季莫申科正在盘问老板。他喘着粗气激动地说话：
“你们别浪费时间了，我没有别的地窖了。相信我吧，我是开过饭馆，可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那群匪兵抢光了我的财产，还差点儿打死我。我拥护苏维埃政权，可是我真的没什么东西了。”说着，他很无奈地摆摆手。
季莫申科烦躁地咬着嘴唇。
“看看季莫申科烦躁了！你还是讲出来吧？”
“哎呀，军官同志，您干什么呀？”老板娘插嘴，“我们自己也很惨呀！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哭一场，可是挤不出眼泪来。
“饿着肚子，却雇着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嗨，算什么佣人！不过是个住在我们家的穷姑娘。她没地方落脚。让赫丽斯季娜自己告诉你们好了。”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了，大声喊，“继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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