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出了中学生必读的30部名著，中外各15部。我不清楚近年有没有修改。这30部书都是经典之作，可以作为选择参考。但是否适合全部推荐给中学生，恐怕还需要斟酌，毕竟有些作品离当下孩子们的生活太远，而可读性又不是很强，也许它只是适合孩子们长大了再读。
真正适合孩子的东西他一定不会拒绝，他拒绝的，要么是产品本身不够好，要么是和他的阅读能力不匹配。
在这里提醒家长的是，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凡在正规书店里买到的，并且孩子感兴趣的图书，应该都是适合他看的。
即使对成人来说，持久的阅读兴趣也是来源于书籍的“有趣”而不是“有用”。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事实上“有趣”与“有用”并不对立，有趣的书往往也是有用的书。一本好小说对孩子写作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本作文选，还要超过作文选。陶行知先生就曾建议把《红楼梦》当作语文教材来使用。所以，我在这里说“不读有用的书”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目的是强调关注“有趣”。只有“有趣”，才能让孩子实现阅读活动；只有实现了阅读活动，才能实现“有用”。
作为常规阅读材料，作文选没有意义。
考虑到中小学生阅读的延续性和量的积淀，我认为应该重点读长篇小说。首先是小说比较吸引人，能让孩子们读进去；其次是长篇小说一本书讲一个大故事，能吸引孩子一口气读下去几十万字。
在读什么的问题上既要给孩子一些引导，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一个中心就是尽量调动孩子的阅读兴趣，先考虑有趣，再考虑有用。
家长自己如果经常读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推荐给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荐一些让他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听取家长的指点的。但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书，就不要随便对孩子的阅读指手划脚，选择的主动权应交给孩子。
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
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
前几年有一位叫李路珂的女孩一度被人们关注。她两次跳级，15岁就考上了清华，20岁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当人们都用看待天才的目光看她时，她父亲却说，女儿并非智力超常，她与别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李路珂的父亲坚持让女儿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认为最好的少年时光应该去读经典作品。他对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很不满，认为“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喋喋不休、浪费过多光阴只会毁掉人的一生”。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与学校教育有矛盾，他让孩子休学三次，以便女儿能无拘无束地自由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给李路珂带来了智力和学习上的飞跃，带来生命的早慧和成长的轻松。
李路珂父亲的做法可谓离经叛道，与当下很多教师和家习的圣经形成对比。由此不能不欣赏他的勇气和见识。
看过一本书叫《我们怎样学语文》，里面有当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化学者、作家等撰写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按作者们出生或求学的年代，全书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为四个部分。我从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学界泰斗们，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语文学习全都充满温情的回忆。他们的语文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章；他们几乎都遇到一个或几个学养丰厚的语文教师，从最初的语文学习中获得了完善的语言和思想的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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