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午五点，侯卫东接到何敏文的电话。
何敏文道：“下午座谈会结束了，没有谈成。杜军这么粗的一条汉子，差点掉泪了。”
侯卫东想起杜军黑壮的身体，道：“这一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按照原定计划，晚上由普区长出马开座谈会，给村民讲清楚利害关系。再谈不妥当，就得由老粟他们出马了。”
下班之前，侯卫东给洪昂打了电话，道：“洪书记，晚上有空没有，没有什么大事，到新月楼吃酸菜尖头鱼，就我们两人。”
在防非工作中，政法系统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他想与政法委书记多一点沟通，既对决策有利，也方便执行。
洪昂道：“抱歉，老弟。今天没有时间，刚才老粟跟我谈了林安的事，我只有一个观点，公安必须依法履行职责，保一方平安。晚上我约了检察长，检察院在‘非典’时期更要依法履行职责，对玩忽职守、渎职失职犯罪进行严厉打击。”
侯卫东真诚地道：“洪书记，谢谢你的大力支持。”
洪昂在电话里笑了起来：“防治‘非典’是所有人的事情，沙州人应该庆幸有一个出色的防非办主任。”
结束通话后，侯卫东想起了自己同许庆蓉的谈话，自嘲道：“我怎么也和许庆蓉说一样的话，看来在什么位置就会说什么话，谁也不能脱俗。”
晚上在西城区政府开的座谈会，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林安村民暂时答应不再围堵煤炭疗养院。村民们提出要由区政府出钱硬化林安村机耕道，西城区副区长普兵通过杜镇党委书记杜军之口同意了硬化道路的要求。
得知与村民达成协议，侯卫东松了一口气，心情舒畅地离开了市政府大楼。
回到自己家里，接到了秘书晏春平的短信：“《岭西日报》明天采访沙州抗非工作。”
侯卫东与《岭西日报》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每当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总会想到《岭西日报》。这一次抗击“非典”，由于不可测的因素太多，在没有取得抗非彻底胜利前，记者介入说不定会有反效果。而段英正在哺乳期，应该不会来到沙州。
侯卫东给晏春平回了电话，道：“记者是什么时候来，谁带队，是我们邀请的，还是省里的任务？”
晏春平料到侯卫东有此一问，早就做足功课，道：“这次采访活动是省委宣传部统一安排，带队领导姓傅，明天上午10点钟到达，我正在准备介绍材料。”
侯卫东道：“做得很好，辛苦了。”
早上起来，侯卫东给晏春平打了电话：“从办公室要一辆普通一些的旧车，到林安村去看一看。”他准备先到林安村看现场，然后回来与《岭西日报》的记者见面。
西城区失去了往日繁华，街道上行人稀稀拉拉，约有三分之一的行人戴着口罩。
煤炭疗养院孤零零地位于林耕道之前，围堵医院大门的村民已经散去，一些工人在修复被损坏的铁门和倒地的小部分围墙，地上还散乱地丢弃着一些食品包装袋和矿泉水瓶子。
晏春平倒吸了一口凉气：“过来搞破坏的村民不少，我估计村干部参与其中。”
侯卫东道：“你凭什么这样判断？”
“岭西农村大多数地方是浅丘，居住方式以单家独户为主，小聚居为辅。再加上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传统，村民大多数时候是一盘散沙。可是，若是有人领导，则村民又会变得特别抱团，他们通过抱团来积聚力量，争取自己的权益。”晏春平从小生活在乡村，父亲晏道理是深有威望的在村里一呼百应的老支书，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对乡村政治极为熟悉。
侯卫东意外地看了晏春平一眼，鼓励道：“说得不错，继续。”
晏春平受到了鼓舞，道：“林安这个情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村干部在里面捣鬼，他们本身就不支持在煤炭疗养院设立隔离点，假意配合镇里工作，实质在里面起反作用。二是村干部完全丧失了威信，村里的人都跟随某一位有威信的乡村能人。只有这两种情况，才能形成这样的规模。”
“有道理。”侯卫东看着凌乱的环境，回想着自己在上青林的时光，感叹道，“发生这种事，表面上是不同意设隔离点，更深层次却反映出基层组织涣散，失去了凝聚力，这是一个值得所有高层深思的事。”
说到这里，他闭口不谈，摆了摆手，道：“走吧，不用看了。”
回到办公室，晏春平道：“我刚与宣传部联系了，李部长到高速路口去接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到时请您参加座谈会。”
侯卫东抬手看表，道：“现在过去，要耽误整段的时间，划不来。我先处理文件，再去和记者朋友们见面。”
这一段时间全部精力都被套在防非工作上，其他业务工作全部压在案头上，积了厚厚一叠。有句俗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走，弄得满屋灰尘。同样，文件不签出来，始终会压在案头，让许多事无法开展。
正在专心阅读文件，手机不合时宜响了起来。侯卫东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他稍有犹豫，还是接通了电话。
“你好，我是侯卫东。”
电话里传来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粗壮声音：“小侯，侯市长，我是高长江。”
在上青林时代，高长江作为上青林工作小组组长，两人基本上天天泡在一起。离开青林镇以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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