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侯卫东目光从文件中离开，济道林问：“你是防非办主任，最了解情况，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和遗漏之处。”
侯卫东在脑中将这份文件与自己拟出的七个关注点进行了对照，道：“‘非典’病人相比其他病人，特殊在于传染性，我们必须强调医院的责任，凡是遇到疑似‘非典’病人，不许推诿。这就相当于我们日常推广的首问责任制，又相当于出租车，不能拒收任何一个客人。我建议在文件中要特别强调此条。”
济道林道：“这一条很重要，就叫首诊负责制。”
侯卫东在向济道林介绍了人民公园旁边社区医院发生的围阻事件后，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公布信息，‘非典’是恶性传染病，影响面宽，如果信息公布不及时，必然会有谣言产生。谣言多了，会引起社会动荡。”
济道林额头上的川字紧紧锁住，纠结在一起，缓缓地道：“从八十年代算起，沙州就没有发生过大的疫情，不仅农村地区卫生体系薄弱，城市的卫生体系同样不堪一击。我担心公布疫情的方式不妥当，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
内紧外松是这些年常采取的工作办法，事实证明此方法在处理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有效。只是“非典”疫情不同于以前遇到的任何事情，稍有不慎，通过飞沫传播的烈性传染病患者就有可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如此重创。
侯卫东是防非办主任，看了大量资料，知道“非典”厉害，他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从各地的新闻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都公布了疑似和确诊病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先后正式谈到了‘非典’疫情，坚持及时公布信息，这是制止谣言的最好方式。如果沙州出现了确诊病例，就会涉及医院治疗、接触者和疑似病人的隔离观察，涉及面非常大，根本不可能封锁信息。我们坚持按时公布疫情，或许会引起短暂恐慌，但是长久来说是有利的。”
济道林额上皱纹紧锁，道：“如果发布疫情信息后，引起社会恐慌，这将是一场灾难，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侯卫东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坚持认为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引起的恐慌，将远远低于谣言引起的恐慌，捂着的盖子就是谣言的温床。”
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市委书记朱民生的要求所写，朱民生专门提出要严格疫情公布的方式和时间。听到侯卫东对疫情公布方式毫不迟疑地反对，济道林沉默半晌，道：“你的说法很有道理，到底如何公开疫情信息，在今晚常委会上要提出来研究，以常委会纪要为主。”他起身告辞，走到门口，转身与侯卫东握手，道：“卫东肩负着重任，责任重大啊。”
看着济道林的背影消失在走道上，侯卫东重回办公室，他拿了一张纸出来，用钢笔在这张纸中间画了一条线，将这张纸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写下信息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另一部分写下信息不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
最终，他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
在四点四十分，晏春平将防非办写的报送市委常委会的材料送了过来。这篇文章中规中距，也算不错。侯卫东略作修改便算过关。
七点，市委常委会会场。
防治“非典”工作是第一项议程，这一项议程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由卫生局许庆蓉报告沙州市防治“非典”已经做了的各项工作，以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随后由沙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就《沙州市纪委、监察局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向市委常委会作报告。
对于防非办前期的工作，市委常委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的几个建议全部通过。但是对纪委的《紧急通知》，常委们有不同的意见，争议最大的地方在信息披露方面。部分常委支持“完全披露信息”，另一部分赞成“不完全披露信息”，争议双方都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分歧在于具体的手段。代市长宁玥是完全披露派，副书记杨森林是不完全披露派，纪委书记济道林原本赞同杨森林的意见，提前与侯卫东沟通以后，他的态度变得含糊起来。
侯卫东是列席人员，在沙州，所谓列席者，可以在被询问时发言，但是没有表决权。他是防非领导小组副组长、防非办主任，掌握了最多的一手资料和丰富信息，由于不是常委，在实质上的最高决策机构里，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只能听着干瞪眼，将一肚子主意藏肚里。
常委们讨论以后，市委书记朱民生定下调子：“既然大家对信息披露有争议，省里又没有明确要求，我们不必太着急确定披露方式，当务之急是防非办继续做好工作，确保万无一失。我强调两点，第一，在《紧急通知》中暂时不提此事，信息披露改成信息报告的内容。对于下一步信息披露的程序和方式由侯副市长提方案，侯副市长要盯着省防非办，最简单和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他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侯卫东听到朱民生给自己增加了责任，表面上一本正经点头，心里暗道：“我列席会议，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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