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得道之人总是靠着众人的力量才能最终白日飞升，没有一帮手下给得道之人赚钱、煮饭、打扫卫生、照顾双亲，只怕这位得道之人在没有升天之前，便会被俗务累死，哪里还有能力飞天？所以他升天之后便要带着鸡犬，这也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如果升天时不带最亲近的人，反而带些外人，未必太不近人情。
同理，一人倒霉，他的手下人必然是被打压的对象，痛打落水狗嘛，免得落水狗趁人不备来咬人，这是岭西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
带着乱七八糟的思绪，侯卫东回到了顶楼的科委办公室，坐下还未来得及喝茶，信息所王所长走了进来。
王所长四十来岁，梳着根大辫子，她的衣服仿佛还停留在80年代，坐在侯卫东对面，道：“侯主任，有空没有？我给您汇报工作。”
中午那顿酒，周永泰在喝醉前，已将科委几个人的情况基本上介绍了。周永泰介绍王所长时，对其工农兵学员身份进行了特别强调，侯卫东记得特别清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但是当时上大学并不需要高考，而是推荐读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他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连队。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的1‰。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中由于裙带关系而腐败变质。
1972—1976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水平还不如高中生。王所长就是一名工农兵大学学员，在科委这个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连中专毕业的同事都看不上这位工农兵学员。
侯卫东为王所长倒了一杯水，等着她说话。
王所长捧着茶杯，深有感触地道：“我在科委陪了四个主任了，到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不少，只有侯主任给我倒了茶水。”
“给王所长倒水，是待客之道。”
王所长道：“‘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现在知识分子的地位总算是提高了，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们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在这里研究科学工作……”
她绕了一大圈，才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道：“侯主任，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如今才是副主任科员。以前每次调资评级，我都发扬了风格，眼见着就要退休了，仍然是副主任科员，请侯主任为老同志考虑具体问题。”她又道，“以前姚主任心胸狭窄，找到机会就报复我，算了，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
在岭西的人事制度中，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都属于非领导职务，与工资挂钩。每个单位根据人数、级别等情况，分别有一定额数的非领导职务，如果职数满了，即使有资格评上非领导职务，也要等着职数空出来才能依次递补。
侯卫东并没有直接回答，道：“我知道了，等到有条件了，会综合平衡。”
王所长并没有期望汇报一次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她热情地道：“我们信息所是科委下属单位，请侯主任抽个时间来看一看，指导工作。”
信息所王所长走了以后，侯卫东心中暗道：“这个信息所名不副实，连电脑都没有，怎样开展信息工作？”
坐在办公室想了一会儿，侯卫东直奔三楼，他要去找分管科委的高副县长，请他解决一些经费，为科委购买电脑。
到了三楼，他没有与县府办联系，而是直接到高副县长办公室。刚到了办公室门口，秘书小林正好从高副县长办公室出来，见到侯卫东，客气地道：“侯主任，请稍等一会儿，曾副县长刚进去，两位领导谈点事情，你到我办公室来坐一会儿。”
侯卫东就跟着秘书小林来到了县府办秘书科。小林是比任小蔚晚一年的选调生，刚刚到县府办时，时不时地还要到委办来串门，与侯卫东也熟悉。他麻利地给侯卫东泡了茶，便搬了张椅子坐在侯卫东面前。
正聊着，刘坤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进来就道：“小林，你这文件还要修改，第二段与第三段逻辑关系混乱，结尾没有说清楚。”
小林站起来，恭敬地听着。
“这篇稿子要得急，抓紧时间改一改，下班之前拿给我。”刘坤这时才把眼光转向了侯卫东，问道，“侯主任有事？”
侯卫东平静地道：“找高县长。”
西装、白衬衣加上领带，让刘坤显得很是英俊，他抬了抬下巴，道：“高县长三点半要开县政府常务会，有事最好明天来找他。”这时他衣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没有再与侯卫东说话，接着电话便走出秘书科办公室。
侯卫东跟随祝焱这一段时间，在潜移默化之中，境界与青林镇时相比大大提高，他无意与刘坤争短长，只是平静地对待所发生的事情。
等了一会儿，曾昭强还没有出来。侯卫东不想再等，出了小林办公室，就见到曾昭强走了出来。
侯卫东与曾昭强副县长握了手，进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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