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作为博物学者搭乘“贝格尔号”皇家军舰环游世界时，我曾被在南美洲看到的一些事实深深打动，这些事实和生物地理分布、现存的和古代的生物的地质关系有关。这些事实，似乎可以对物种的起源提供某些说明，本书在以后的各章将会对此有所论述。物种起源的问题曾被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看做是极其神秘的。回国之后，在1837年，我便想到假如我能细心地搜集和思索所有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各种事实，或许可得到一些结果。经过五年的研究、思考，我记录了一些简短的札记。在1844年，这些札记被我扩充为一篇纲要，以表述一些我当时认为确实的结论。我从那时直至现在，都没有动摇过探讨这个问题的决心。希望读者可以原谅我的这个琐碎的陈述，因为这些可以证明我并非轻率地作出这些结论。
到现在（1859年），虽然我的工作即将结束，但是全部完成它尚且需要很长时间，然而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决定先发表这个摘要。之所以这么做的直接原因是，华莱士先生当时正在研究马来群岛自然史，他所作的关于物种起源的一般结论，基本上与我的吻合。在1858年，他将一份关于物种起源问题的论文寄给我，嘱我转交查尔斯·莱尔爵士，这篇论文被莱尔爵士推荐给林纳学会，并在该会第三卷会报上刊登出来。莱尔爵士与胡克博士对于我所从事的工作都有所了解，胡克也曾读过我于1844年写的纲要。因此他们建议我从我的原稿中摘取一些提要，与华莱士先生的优秀论文一起发表。
我发表的这个提要并不十分完善。目前对于有些论断，我还无法提出参考资料和依据，然而我期望读者能信任我的论述。尽管我向来力求审慎，并且只采用可靠的依据，但仍不能避免错误的出现。我只能用少数事实来做事例，说明我得到的一般结论，希望这样已经足够了。当然，在今后我一定要把我所依据的所有事实和参考文献资料详尽地发表出来，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这种必要性，我希望在将来某部论著中能实现这个愿望。这是因为我确切地意识到，本书所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事实证明，而这些事实又经常会引出与我的论述直接相反的结论。只有叙述和比较每一问题的正反两面的事实和论据，才可得出公平的结论，可是在这里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有许多博物学者曾慷慨地给予我帮助，有些甚至是不曾相识的，但由于篇幅有限，我无法对他们逐个表达谢意，这点令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却不能失掉这个向胡克博士表达我深切谢意的机会。最近十五年来，他凭借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论断，尽一切可能地在诸多方面给我以帮助。
关于物种起源，假如一位博物学者对生物的相互亲缘关系、胚胎关系、地质演替、地理分布，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事实进行思索，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物种同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而非独立创造出来的。尽管如此，一个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也无法令人满意，除非我们可以科学地解释这个世界的无数物种如何产生了变异，以获得让人称赞的这般完善的构造与相互适应性。博物学者们常认为变异的唯一可能原因是诸如气候、食物等之类的外界条件。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以后将要讨论的，这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能巧妙地取食树皮下的昆虫的啄木鸟，它的脚、尾、嘴等固有构造，也只是归因于外界条件，这会是多么的荒谬。再如槲寄生，需要从其他树木中汲取养分，通过某几种鸟来传播种子，更因它是雌雄异花，必须依靠某几种昆虫才能实现异花授粉。所以，如果用外界条件、习性或植物本身的倾向，说明这种寄生生物的构造以及它和若干不同生物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所以，弄清生物变异与相互适应的途径，尤为重要。在探讨本题初期，我就发现对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较好条件。结果证明这是正确的，我发现在其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有关家养状况下变异的知识有时即使尚不完善，但总能提供最好最可靠的线索。尽管这类研究，通常会被博物学者们忽略，但我仍敢于相信它所具有的高度价值。
出于以上原因，我用本书第一章来讨论家养状况下变异的原因。由此，我们发现大量的遗传变异至少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将发现，人类具有强大的选择力量使连续的细微变异得以积累。接下来，我就要探讨在自然状况下物种的变异。然而遗憾的是，我只能非常简略地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因为要妥当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依靠长篇的大量事实。不管怎样，我们仍可以讨论对变异最有利的环境条件。之后的一章要讨论马尔萨斯学说于整个动物植物界的应用，即世间所有生物的生存斗争是它们以几何等级高度繁殖的必然结果。由于任何物种产生的个体，超过其所能生存的个体，遂产生了生存的斗争，那么任一生物的变异，无论多么细微，只要在复杂且多变的生活条件下对自身有利，就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被自然选择了。由于遗传学原理，所有被选择下来的变种都倾向于繁殖已变异的新类型。
在第四章里我将对自然选择的基本问题详细论述，至此我们便可看到自然选择如何促使改进较少的生物大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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