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个夏天，上海都在下雨。
雨水把整个城市浇得通透。我的衣服挂到院子的晾衣架上，好几次都快要晾干了，结果又来一场雨，把衣服浇湿。
马路上到处都是贴着地面的湿淋淋的梧桐树叶，几百年前，当它们从法国移植过来时，它们肯定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如此入乡随俗地长遍上海各个昂贵的租界，它们把这个东方的城市打扮得异常妩媚，带上了价值连城的异域风情，它们撩动yù_wàng，把赤裸的狼子野心和锋利的刀光剑影，都全部包裹在它们温柔而慵懒的沙沙声里——像是流莺的歌声粉饰着午夜的凄冷，像是饱满的饭香掩盖着弄堂的贫穷。
北京的柳絮纷飞，洛阳的牡丹富贵，成都的芙蓉锦簇，海南的椰林热浪，都不及上海法国梧桐金贵，它们不动声色地拥抱着路边的黑色铜灯，拥抱着夜晚独行的旅人，拥抱着深夜难以入眠的人，它们把茂密的枝干树叶，轻轻地掩在夜色里亮灯的窗口，仿佛保护着一个动人的秘密。
我躺在床上，手边放着一本看到一半的外国小说，我睡不着——每当我失眠的时候，我就会从南湘的书架上偷来一本晦涩难懂的外国大部头小说，翻上两页，立刻入眠，比安眠药都好使，但现在，连我的杀手锏都失效了。
这些天都是这样子，准确地说来，是自从上次在公司里和顾里大闹一场之后，就这样了。我一次次地回忆起那个黄昏的场景，浓稠的暮色，被安全灯照得通红的走廊，顾里高跟鞋踩出的血脚印，大理石上泛滥出的一片猩红，在梦境的最底层，在梦境的最边缘，在梦境的最浅处，甚至在我清醒的时候，顾里的背影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视网膜上，她渐渐远去的身影越缩越小，最后化成一根黑色的钢针刺进我的胸口，每一次呼吸都让我觉得刺痛。
仔细想来，叶传萍成为我们公司总经理的那一天，绝对可以成为我人生最倒霉日子的前三名。
在会议桌上，叶传萍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了我的低级错误，她用一张黄鼠狼的脸告诉大家“低级助理不用再参加以后的会议了”。
宫洺用如同看着神经病人的眼神看着我，不发一言，他的眼睛里写满了高高在上的怜悯，和一种灰色的疲倦，我知道，那种颜色叫做“放弃”。
kitty冷冷地对我进行了总结陈词，她涂着鲜红唇膏的嘴唇中间，轻轻地吐出三个字，“你有病”。
然后，在我那句“你活该”的声音里，顾里留给了我一个背影。
我的倒霉并没有结束，反倒是刚刚开始，我觉得我才是应了那一句“你活该”。
一系列的报应从下班离开写字楼的电梯开始。电梯停在十二楼和十三楼的中央卡住了。检修的工人把门撬开，要求我爬到上面一层，两个穿着连身工作服的检修工看起来就像是日本sè_qíng片里的猥琐男一样，乐呵呵地站在十三楼的楼层上等待着我，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我如何去和他们解释这对一个穿着紧身职业装窄裙和细高跟鞋的女人来说，难度和让他们去徒手攀爬东方明珠差不多——当然，像顾里和kitty那种能穿着14cm细高跟鞋跨栏的专业选手不包括在内，她们从小身经百战，如履平地，她们对高跟鞋那种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状态，让人非常确信她们无论是睡觉还是洗澡，冲浪还是潜水时，她们都踩着一双匕首般的凶器，你要硬说她们是穿着高跟鞋从子宫里钻出来的，多说几次搞不好我也信。
当我灰头土脸地爬上去之后，两个虎背熊腰的工人冲我说“好啦小姐，你只需要走下十三楼就可以回家啦”。——你看，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件类似伸手拉开玻璃门一样简单的事情。我把鞋子脱下来，拉开漆黑的安全通道楼梯间的大门。
之后，在我回家的路上，一辆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开过路边的一洼积水，迎面一排竖立的水墙拍打在我的身上，当初台风“圆规”登陆上海时，巨浪冲击防汛墙都没这个猛烈。我感觉仿佛《青蛇》里被巨浪打得元神出窍的白素贞似的，完全忘记了反应，在马路边呆如木鸡。反倒是我身后的几个提着菜回家的大妈，尖叫得格外投入，仿佛被泼到的人是她们。
再然后，我拉开包准备拿纸巾擦一下湿漉漉的脸，在翻找的时候，手机从包里掉出来，摔在地上，液晶屏幕哗啦啦裂开一张蜘蛛网。屏幕嗖一声熄火了，看起来就像是它挣扎着向我告了个别。
这个时候，我反倒有点儿乐了。我觉得人遇到一连串无休止、高强度、高频率、高质量的打击之后，都会产生一种孟姜女哭长城，哭完一轮再一轮的同归于尽的心情，我甚至在想，还能更倒霉么？还能更戏剧化点儿么？有本事就开一辆洒水车到人行道上来把我当场轧死啊，让我的尸体陈列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里被世界各国前来参观世博会的国际友人们缅怀致敬啊。敢吗？能吗？
当我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无情的上帝口齿清晰不容置疑地、仿佛中国移动代言人般地告诉我：“我能。”
南湘拿着那个我异常熟悉的《m.e》信封——我每天都会寄出去不下十个这样的信封——表情复杂地拆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内容递给了我，仿佛一个悲怆的法官将死刑判决书递给心灰意冷的犯人一样。
这还不是最后的一击，任何的演唱会都有encore，那是情绪酝酿到最后眼泪鼻涕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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