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楚国的国君是楚成王。楚成王觉得重耳可能会成为国君，就以国君的礼节接待他，重耳对楚成王非常感激。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说：“你流落到楚国，在落魄的情况下，是我接待了你。如果你日后当了国君，该如何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你的国家强大，美女、宝石、丝绸这些东西你有的是，我献上这些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意，雀翎、象牙又是楚国的特产，我国境内实在没有多少好东西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了。”楚成王笑着说：“话是这么说，但是报答的事情你也该好好考虑一下。”重耳明白，有称霸之心的楚成王不贪图钱财这些身外之物，要的是其他东西，于是他回答：“如果我能回国且当上国君，将来楚晋两国发生战争，那我一定会退避三舍，报答你现在对我的恩惠。如果退避三舍还是不能得到你的谅解，那我只好跟你战斗了。”重耳的回答尽显其诚，又遵循了维护个人和国家尊严的原则。
后来，重耳逃到了秦国，秦穆公要扶植一个亲秦的晋国国君，于是大力支持他。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回国，并且当上了晋国国君，即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渐渐强盛起来。晋文公希望能像齐桓公一样，做个中原的霸主。
晋文公早就看出了楚国想称霸诸侯国的野心，所以要想当上中原的霸主，就必须先打败楚国，但是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正在这个时候，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晋国搬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进谏说：“楚国平日总是飞扬跋扈欺辱诸国，主公宅心仁厚，此时不建功立业，更待何时？”于是，晋文公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去帮助宋国。
公元前632年，晋军攻袭了附属楚国的曹国和卫国，生擒其国君。
楚成王不想跟晋军开战，因为此时晋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两军开战一定会有大的伤亡。听到晋国出兵帮助宋国，他立刻下令撤兵。可是大将成得臣觉得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愿意停止战争。他遣将报信说：“末将不敢妄自夸大一定势在必得，但绝对会破釜沉舟。”一听这话，楚成王不乐意了，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就派了少量人马归成得臣指挥。
楚军告知晋军，要求放还卫、曹两国的国君。晋文公私下款待两位国君，将他们奉为座上宾，并且承诺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求他们先同楚国断交。曹、卫两国国君不敢和晋国抵抗，就都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
成得臣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怒，他本来是想救这两个国君的，没想到这两个国君倒先和楚国绝交了。他立刻下令，全军准备，马上攻打晋军的大营。
楚、晋两国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晋文公见是楚国的军队，立刻下令后撤，一直后撤了九十里地才停下。晋军中很多将士对晋文公的做法不满，说：“对方来的是臣子，我们来的是国君，跟他们打仗我们还退，莫不是我们怕了他们？”
晋文公的手下狐偃说道：“两军开战，讲究名正言顺。当初楚王曾帮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如今后撤，就是应诺，这样就不会理亏了。如果退兵他们还不罢休，继续得寸进尺，那就是他们无理，我们再还手也不迟。”全军将士释然，暗自佩服晋文公信守承诺。
楚国诸将军见晋军后撤，便也想退兵。但主将成得臣不同意，他率军紧随晋军一路追到城濮，并且公回道：“贵国曾有恩于我，我铭心谨记，今已兑现。倘若还步步紧逼，下回就在战场一决高下。”
大战开始，按照原定的计划，晋军显现出节节败退的样子。成得臣大喜，率军急追，不料中了晋军的埋伏。随着成得臣率军深入，晋军也不再后退，而是反过来用精锐部队攻击楚军，把楚军打得大败。
随后晋文公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行了，不再追杀。成得臣带领残兵败将走在回营的路上，觉得自己回去没办法向楚成王交代，于是就自杀了。
“退避三舍”体现了晋文公言而有信。这一做法不仅信守了当日的承诺，报答了楚成王的恩情，而且避开了楚军的锋芒，骄纵了楚军，激励了晋军士气，赢得了将士们的理解和支持。另外，晋文公选择了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战场，也是一种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军事上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谋略。
身为执政者或者决策者，要信守承诺，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晋文公的做法就验证了上面的话。
其实，这只是执政者要遵循的一个准则。另外，执政者在赏罚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前文说过，执政者施行奖赏原则的时候要守信，施行惩罚原则的时候要公平。赏罚要分明，是扶正祛邪的一个手段。关于赏罚问题，诸葛亮曾经说过：“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意思是，奖赏与惩罚的政策，说的就是善的予以奖励和恶的予以惩罚。奖励是用来鼓励立功的，惩罚是用来杜绝奸邪行为的。既不能奖励不公平，也不能惩罚不平等。通过赏赐，他们知道要给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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