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被说乐了。
“因此朝廷可以稍稍重视，不能让其受到太多的委屈，但不可重用之。一个太平之州的知州知府就好了。然而苏辙不同，他才情虽不及兄长，但比较稳固。稳重才是一个大臣的根本。”
“卿与王公所言仿佛，但王公未说出所以然来。”
原先赵顼想调苏东坡回京修国史。老王感到为难。赵顼看出来了，就说，不用苏轼，用曾巩如何。老王说，用曾巩便好。
人家也是唐宋八大家。文笔不差的。
赵顼忽然突发奇想，问，苏轼与古人比，与谁更近些。老王不假思索地答道，颇似李白。赵顼说，不然，李白有苏轼之才，无苏轼之学，苏轼既不修国史，以本官知江州如何？老王说。苏轼诽谤慢上，不便起用，请陛下三思。
因此才有了赵顼这一句。
而且王巨更公正。
这样有才情的人也不能慢怠的，但苏东坡的才情与政治才能无关，而且小苏稳固，话外之音大苏就不稳重了。所以能当一个知州，但不能进入中枢担任朝廷的重臣。
老王也隐隐觉察到了，可没有说出所以然来，仅是什么诽谤慢上，缺少说服力。
想到这里。赵顼心中又叹息之，如果王巨不与姑姑有着暧昧关系，还让文彦博抓住尾巴，那就好了。至少各方面的才能。远在王珪之上的。
“准了，”赵顼又说道。
曾巩不过是一个中书舍人，用小苏代替问题不大，赵顼也就同意了。
实际王巨这时推荐小苏，是大有深意的，如今朝堂以新党为主。就如以前王巨都不大注意的蒲宗孟都属于新党范畴。其实在另一个时空，蒲宗孟更激进，赵顼叹无人才，蒲宗孟说，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个个听信了司马光的邪说，以至全变成了坏人。但在另一个时空，王安礼得到了赵顼重用。
这个反骨仔听到后，大怒，于是再三挑唆，又蛊惑御史弹劾其荒于酒色及缮治府舍过制，于是赵顼将蒲宗孟贬知汝州。
然而再府舍过制，能及上富弼与王拱辰那个府舍？
这一条王巨就不知道了，知道了也不惊奇，出自反骨仔王安礼之手，岂不是太正常不过？
因此总的来说，朝堂重臣大半是新党。
如果是章惇这样的新党，王巨最是欢迎不过。
然而这些新党大多数与他素无往来，特别象谢思温他们，对王巨同样排斥着。
只不过旧党力量不小，所以不会对王巨抱着太大的恶意。
但自己将洛阳耆老会生生拆散掉，旧党的压力立即竭减。新党与他交好的人却是很少，许多人还是王安石的信徒，自己呢，马上又要大肆矫正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
一旦到了那时候，说不定又会产生新的变数。
因此将属于保守派的小苏提拨到京城，并且担任着中书舍人，对王巨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能赢得一些温和派的旧党支持，最少能缓和这次拆散耆老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至于王巨与小苏的友情，那算什么？至少王巨不象大多数士大夫那样，到处与权贵结儿女亲家吧。
“其实彼岸也不错，”赵顼忽然说道。
王巨却吓了一大跳。
其实赵顼还真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他开始隐隐觉得彼岸的许多制度，应当比宋朝更先进。
这也是王巨所要的效果。
实际很多还在继续保密之中，比如王巨对彼岸的掌控力度，未来的君主立宪制，还有四大行省与中央行政已经设立。这些都是不能透露的，至少在这五六年当中，绝对不能公开。
不过大半情况，已经对宋朝公开了，赵顼不是傻子，他也在反思，可反思后，却往往越发地惆怅……
这是好现象，然而王巨也怕赵顼想歪了楼，解释道：“彼岸与内陆是两样的，就象绝对不能将农耕文明管理的方式，代入到游牧民族去管理，河湟还好一点，属于半游牧半农耕文明，如果是全游牧文明，我朝用农耕文明的管理模式去管理，那就会是一场灾难。彼岸也是如此，彼岸那种管理方式如果全部代入到我朝来，也是一场灾难。”
“并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彼岸地广人稀，就这一条，在我朝就做不到了。陛下或者换一个思路去假想，如果我朝不愁耕地，以我朝的经济，会出现如何的繁荣？再者，海商又利用手中的经济，以及我朝的力量，再加上彼岸的地广人稀，又几乎全是赤贫百姓，有了地则个个能放下身体劳作，于是彼岸似乎比我朝更安定。”
“我朝的力量？”
“那是当然，不提迁徙的百姓，如果没有我朝的经济基础，彼岸如何交易？当然，这种互动，对我朝更有利，比如双方的进出口数量。”
如今彼岸与宋朝的贸易数量几乎接达了一千万贯，但出口到宋朝的数量只有四百余万贯，从宋朝进口的数量却达到了五百多万贯。但这不是向彼岸出口的，一半以上运到了倭国与大食那边换金子银子木材了。
但倭国与大食那边与宋朝没有关系，也就是宋朝从彼岸每年进出口差达到了一百多万贯，那么无疑，会化成宋朝急需的金银或铜铁，留在了宋朝。
并且这么大数量的贸易，造就了多少产业？
就象杭州那两百万贯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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