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元蒙帝国起于草原。
所以在帝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元蒙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商税的概念是极为模糊的。因此，当元蒙帝国灭亡女真所建立的金国后，他们也就直接将金人的那套税收体制搬了过来。
故在元初时候，元蒙帝国所制定的官方商税便是三十取一。
而后甚至因帝国初建，人口稀少，制度恶劣，商业难以发展的缘故。帝国统治者还一度将商税减为四十取一、六十取之。最夸张的时候甚至一百两取七钱半，商税还不到千分之八。
也因此，朱元璋在原本历史上所建立的大明朝，便是承袭了元帝国初期三十取一的商税制度。
不过相比起在读书人的忽悠下一直都没能将商税增加，且还将商税越收越少的大明朝，元蒙帝国商税却是随着实际情况不断波动增长。
比如在大元至元二十六年。那时南宋灭亡已近十年，得到充分休养生息的元帝国，便就在帝国宰相桑哥的建议下大增商税。
然后，元帝国的商税也就像是坐上火箭一样，开始了持续不断地走高增加。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朝廷增加商税的做法，也遭到了江南官员的反对。被抨击为与民争利。可江南官员在元蒙朝廷中显然没什么话语权，且元蒙帝国的统治者也不在乎与民争利，
在他们看来，全天下的百姓都是他们蓄养的牲畜。与民争利？不存在的。你们的命都是黄金家族的，收你们点税怎么了！？
所以在当今元帝登基的时候，商税就已经达到了十取二三的地步。也因此，仅江浙一省，便有商税一千三百五十余万贯。当然，这个数字是按照元蒙宝钞来计算的。
如果真正将其折合为白银，大体估算，金额也就在三百至四百万两间。
不过那是江浙行省，山东这边的商税显然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的。根据以前遗留的账簿，山东经济最为繁荣的时候，全部的商税相加也就只有江浙那边一个零头。即三百万贯，七八十万两。
可现在正值乱世，且为了鼓励商业，早在毛贵时期，山东地区便将商税降低到了十取其一。也因此，去年一年毛正梁所收到的商税也不过就十三万两。
正好相当于是原本历史上明弘治年间全国上下一年的商税收入（注1）。
但就像明王朝从不依靠商税一样，仅仅十几万两的商税，也只不过是山东行省的部分收入。比例并不大，也就占不到税收总额的一成。
因为在如今时候，田税才是山东地区最重要的收入。
自从毛贵时期广设屯田，吸纳流民，并剥夺只进不出的寺院田地后，山东秋粮数额便进入了暴增模式。以至在去年时候，山东地区的秋粮税收数额便突破了一百五十百万石。
而已现在的粮价来看，一两银子正好可以购买两石粮食。所以，山东每年的田税如果折算为白银的话，便足有七十五万两之多。
然后，再加上其余杂税。如科差、岁课、盐引、茶税、酒醋专营收入等，山东地区每年的财政收入便有一百四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两的水平。
也因此，每当毛正梁回想起前世看到的那些网文小说，一个江南花魁就身价几十万乃是上百万两时，便不禁有种啼笑皆非之感。
‘格老子的，要是开家妓院青楼就能赚这么多钱，劳资还做哪门子人王地主。直接做龟公老鸨多好。挣的不比现在多。’
不过从山东和江南的对比也能看得出，相比起富饶的江南，北国就显得太穷太穷了。
却是以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商业水平来看，就算商税十取其一，江南地区的财税也能轻松破百万。而要是在进行海外贸易，将当地的潜力彻底开发出来，江南地区光商业收入估计就能甩山东地区好几条街。
而这，也是朱元璋日后能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
却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早也来了一个大调转。
遥想两汉三国时代，就连富饶江南都被世人视为化外之邦、穷乡僻壤。
后来随着五胡乱华，汉人南迁，东晋建立，江南地区的落后情况，终也才有了好转。于世人的眼中，也不在是那种地广人稀的穷乡僻壤。
可在之后的几百年中，北方依旧是这片土地上的真正中心。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北方都稳压南方一头。
甚至直到五代十国后的北宋时期都是如此。否则宋太祖赵匡胤也就不会说出“南人不得坐吾此堂”，这种带有浓厚地域歧视的话了。
可后来，随着金人南下，汉人再一次大量南迁。在气候和资源上本就先天不足的北方，也就彻底失去了和南方竞争的能力。
这点看元蒙帝国建立时所记载的典籍也就能知道。
太宗六年，灭金，得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七十五；世祖十三年，平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口当近有五千万。
然后为了比较出南北的差异，元帝国的统治者便就在平宋的当年，再次统计了一下北方的户口。
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北方的户口由八十七万增长到了一百三十九万。
但即便如此，南方依旧被北方多出一千多万户，南北人口相差八倍还多。以至于县因户数多寡而分上中下三等时，都专门分出了南方和北方。
北方，六千户以上者便为上县；两千户以上，便为中县；不足两千户，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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