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严格的宗法制度，上有兄长的孔端操便不用考虑继承爵位引领家族继续前进的问题，自小便被作为富贵闲人来培养。
因而，其人各方面的能力都赶兄长孔端友相差甚远，也清楚自己这篇《孔子改制考》写得很矬，有辱孔氏子孙之名，却不得不发。
身处混乱的时局之中，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对天下大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孔端友、孔端操两兄弟虽然因出自孔氏长房而富贵，却没有过人之处，也是这“绝大部分人”中的一员。
不同的是，富贵闲人孔端操背负的责任极小，甚至可以为了家族的未来而毫无心理负担地偷偷求见敌国的官员。
而其兄孔端友身为宗主和大宋朝廷册封的衍圣公，却背负着家族传承千年的沉甸甸责任，不得不顾忌名声。
在儒家异端学术主导的大同帝国即将发动对儒家正统支持的大宋王朝的灭国之战的关键时刻，孔氏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儒教信徒多年的香火供奉。
为了孔氏的千年富贵还能延续，孔端友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大同帝国册封，毅然投身颓势尽显的大宋王朝，以自身的坚定行动坚决捍卫先祖之学的纯洁。
不过，其人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孔端友带着几个族人跑路，却把胞弟孔端操和绝大部分族人留在了仙源县，以等待大同帝国接收。
如此一来，孔氏一分为二，两头押宝，无论大同能不能灭掉大宋，儒家异端会不会取代正统，孔氏都能在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孔氏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友放弃宗主地位，与腐朽的大宋王朝同生死。
这种情况下，自小作为富贵闲人培养的孔端操接过了家族传承的重任。
等坐上了梦寐以求的宗主之位，孔端操才知道这份担子有多重。
摆在其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请求大同朝廷册封自己为衍圣公。
大宋册封的衍圣公孔端友才逃到临安，其弟孔端操就如此做，实在过于急色，不符合儒家“尊尊亲亲”的宗法之仪。
更关键的问题是求了也没用，大同朝廷绝对不会答应此事。
大同帝国尚处于开拓期，还没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
牛皋、武松、李逵、赵遹、宗泽等开国元勋都没有享受公侯之封前，正乾皇帝绝不可能先封没有尺寸之功的孔氏，哪怕他们是孔圣之后。
孔端操分析了大同帝国的规矩，认为抑制大族是大同的既定国策，孔氏在仙源县的势力已极，短期内得不到册封不说，还有可能会被大同官府逼着分宗迁徙。
这些年来，南北易姓的大族何止百家，孔氏既然无功于大同，凭什么要求特殊？
孔氏子孙的身份么？
原本可能还有一点用，但孔端友派人私下了解大同的接收条件后又逃到临安，等于是公开打徐泽的脸，孔氏不因此受到正乾皇帝的迁怒都要烧高香了。
想明白这一切后，孔端友不敢奢望衍圣公之封，只能退而求其次，思考如何尽力保住孔氏在仙源县的利益。
不过，这一“卑微”的想法也很难实现。
正乾皇帝虽然愿意接受孔氏的投效，还安排官员召见了孔端操，但自始至终，大同朝廷都没有给孔氏任何承诺。
反倒是提了孔氏须建立本身地位相匹配功劳的要求，还暗示了一条“明路”——撰写《孔子改制考》。
正是这条明“明路”让衍圣公孔端友意识到正乾皇帝的险恶用心，立即带着先祖的文化传承仓惶出逃，而将家族血脉传承的重任甩给了胞弟端操。
孔端操的见识和手段虽然不如孔端友，却也不是蠢笨之人，同样不敢走这条大伤家族根基的路。
要想保住孔氏在仙源县的利益，还得另寻他途。
只是，没等其人想明白应对之策，仙源县便出了事。
大宋朝廷的对内防范无处不在，天子册封孔氏嫡孙为衍圣公并兼理仙源县事，将孔氏高高捧起的同时，也以各种手段进行牵制。
孔端友只抓大事，不理庶务，县中日常琐事尽由县丞周宪主持。
在孔端友逃遁后，孔端操事实上接任了孔氏宗主之位，在族内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只要没有朝廷的正式任命，其人就只是一介草民，无权擅自处理县中政务。
正常情况下，大宋朝廷也不会让没有爵位的孔端操掌管仙源县。
最终如何安排，需等朝廷的明确安排。
祸患便出在仙源县令孔端友逃跑，新的知县又没有赴任的权力空档期。
由于县令离奇失踪，本就紧张的仙源县城中谣言四起，县丞周宪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宣布将每日关闭城门的时间提前半个时辰，并实行宵禁。
此举遭到了一部分在城外有产业的上户激烈反对，并迅速发酵，最终演变为驱逐非仙源籍官吏的暴力行动。
孔氏就是仙源县的天，若是没有新宗主孔端操的点头，此事不可能闹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件事真不是孔端操主动挑起的，但他也由此事看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
其人并没有真想要驱逐周宪，因为这样做对孔氏没有半点好处。
孔端操的想法很简单，即借乡民闹事向周宪施加压力，以进一步加强孔氏对仙源县的控制，等日后大同进军袭庆府时也多一些筹码。
其人的想法虽好，却不知道人心最是难测，很多事一旦发动便会因为难测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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