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没有向教主道君皇帝明说“窥伺大宝者”是谁,但赵佶却很清楚。
不久前,才有一不个忠不孝的贼子指责自己做不好皇帝,而这个人正是大宋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赵桓。
不过,赵佶还不知道忤逆子赵桓很快就要回到开封府了。
准确地说,是徐泽要他回来,因为其人已经结束此次南巡,就要返回燕京了。
同宋两国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正乾皇帝又不是不择手段的野蛮人,要打败赵宋,堂堂正正地打就是,没有必要扣住其国的皇太子做些小人举动。
何况,其人与赵桓还是名义上的“师生”关系。
但对赵氏子孙的教导,不过是正乾皇帝借南巡之机顺手而为罢了。
很明显,这一届学生的素质太差,悟性不行学习积极性还不高。
不过,徐泽也不是啥称职的先生。
其人并不关心赵桓的学习成绩,也不存在包教包会包分配的全程负责。
学生能领悟多少,全看个人的态度和悟性。
以赵桓有限的悟性和人生阅历,只能看到京东路已经彻底变成了陌生的世界,再不可能回到大宋治下,大宋全方位落后于大同,被灭亡是注定的事。
而徐泽给其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上位者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正乾皇帝南巡途中,勉励官吏和慰问百姓都做得极其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待人接物如春风化雨,基本不会跟人说重话。
但其人一路南巡过来,“遭殃”的官吏和大户却多不胜数,仅是受到惩处的县尉以上有品阶流官就超过了两掌之数。
不少人前一刻还在随皇帝检查地方并小心应对徐泽的提问,下一刻就被随驾的法部官员控制。
受处理者虽然个个面如死灰,但监部公布的罪证确凿,却没有人敢向皇帝喊冤。
因为他们清楚正乾皇帝虽重法度却不喜刑杀,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绝不会因为亲自巡察就罪加一等,也不会因为喊冤就减轻处罚。
若是瞎喊冤,事后证明没有冤情反倒会加重处罚。
当然,正乾皇帝不喜欢做“屠夫”,却不代表怕杀人。
对罪大恶极该杀头的家伙,徐泽从不会心慈手软,该杀就杀,绝不会因为涉案的人多而搞“法不责众”。
赵桓就亲眼目睹了一次杀头,相对于刀起头落血溅三尺的血腥场面,更让他害怕的是观刑百姓的激动叫喊。
其人理解不了百姓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看上位者被杀头,却没来由地想到了若是大宋灭亡,徐泽又会如何处理享国一百六十多年的天水赵氏?
届时,东京百姓会不会也这般狂热地观看自己的人头落地。
这件事成了赵桓的心病,让他寝食难安。
经过慎重思考,赵桓生出了随徐泽继续北上,到燕京城中做个安乐公的想法。
徐泽确实是个不称职的先生,完全不关心赵桓的心理健康问题。
结束京东路之行进入河北路后,正乾皇帝就不顾赵宋皇太子想要继续追随的苦苦哀求,直接派人将他送回了东京城。
赵桓的回归,既让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感受到自己皇位随时不保的压力,也给了其人解开河东路死结的机会。
之前,面对朝野舆论和折可求、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军头请战的压力,赵佶点头同意了派军救援太原府。
但其人又害怕出兵救援会召来徐泽的报复,只能以筹备钱粮调动军队需要时间不可莽撞为由,拖住出征日期。
其实,教主道君皇帝扯的这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借口。
打仗是死生大事,必须慎重对待,确实慌不得。
宋军以往数次针对同军的战争行动遭受失败,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始终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就算情况再紧急,也不可能诏令一下数十万大军就能立即开赴前线。
朝廷筹集奖赏钱粮、军队调整战备状态、发放钱财进行开拔动员等等,都需要时间。
以大宋王朝的动员机制和军队的战备状态,这种级别的大战动员再快也做不到一个月内完成。
所以,教主道君皇帝的这个借口是站得住脚的,并算是耍赖。
好在昊天玉皇上帝再次显圣,“拖”字诀起了作用。
再三确认了徐泽确实离开京东路后,赵佶才召集文武重臣,重新部署开封府防务和派兵支援太原府之事。
可供参考的情报太少,大宋君臣讨论来讨论去,也搞不懂徐泽在河北和京东路浪荡了个把月,却要在这个时候返回燕京的原因。
但要想救援太原府,并借河东路的有利地形打一个翻身仗,眼前就是最好的时机。
若是拖到太原府陷落,大同在河东路站稳了脚跟,大宋就只能被动等待同军南下了。
十一月一十六日,教主道君皇帝下诏,明确太原府、隆德府和平阳府对于大宋帝国的重要性,以示朝廷坚决守住河东路绝不退缩之意。
并加封三府官员的职位,以褒奖他们危难之时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兵马抵抗侵略的积极性。
为解太原府之围,大宋朝廷决定派出三路大军北上,其中:
以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种师道之弟)为河东路制置副使,统帅五万兵马,部署在东线,为大军主力,由怀州经太行陉北上,进入辽州榆社县,直击太原府榆次县。
命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率三万兵马,部署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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