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中，攻守双方的情报不透明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形势误判。
又因为消息传递的落后手段造成的延时性，双方在战争中的应对便会严重脱节。
大同一方，徐泽声东击西，带兵南下前，就已经做好了兵进河东路代州的准备。
而赵宋一方，直到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前，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还一直活在徐泽带兵南下抓自己的恐惧中，从一开始就误判了形势。
收到徐泽威胁出兵的国书后，赵佶不敢坐以待毙，立即做了多手准备。
一面遣职方员外郎秦桧进入河东路，诏令河东宣抚使谭稹严惩“擅自”招诱大同百姓的边臣，以求息事宁人。
并令其人继续北上，说服金国出兵攻击大同或陈兵边境，迫使同军不能南下。
一面又派遣中书侍郎白时中为使，计划北上燕京府，向徐泽解释同宋两国之间的“误会”和本国的处理，请求其人勿忘睦邻友好，息怒止兵。
同时，还召蔡攸、高俅、种师道等人商议军情，做好万一贼军南下，就硬（立）着（即）头（撒）皮（丫）打（子）一（跑）仗（路）的准备。
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同于局部小规模冲突。
虽然战争起因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充满了偶然性，但战争从酝酿到爆发却是有迹可循的。
对被攻击一方来说，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外交斡旋和备战。
战争发起方基本不会毫无征兆的发起突击，并不是没人想过这种超前的战术，而是落后的生产力和松散的政权组织力无法支撑这套战术体系。
正常情况下，从外交攻势到战争动员，再到军队部署调整、粮草征集转运，直至战场遮蔽、两军小规模冲突逐渐升级，误导防守方做出错误的判断，并打乱其兵力部署等等。
最后，才是攻击方调集主力，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大国之间全面战争的准备时间动辄以年为时间单位。
即便是金国这种应战而生的野蛮政权，发起灭辽之战时，也前后准备了数年时间。
结果，还将“闪电战”打成了追击战，最后又变成了消耗战、治安战。逼得完颜阿骨打不得不放弃灭辽战略，转而安顿内部，重新蓄积力量。
而对赵宋这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巨大战争潜力，以及宽阔战略纵深的王朝来说，只要统治者不放弃，想一战灭其国基本不可能。
因此，教主道君皇帝应对同军可能入侵所做的准备，是非常全面而充分的。
正常情况下，足以阻止徐泽出兵。
可惜的是，其人遇到了一个另类。
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徐泽又一次违背了常理，其人在向赵宋发出出兵警告前，就已经率兵南下了。
赵佶派往河东的使者秦桧动作并不慢，但徐泽出兵的速度更快。
秦桧才走到太原府，同军就已经攻入滑州，再次威胁开封府了。
只是，太原与东京相距千余里，道路又曲折难行消息传递严重滞后。
开封府形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一路急赶的秦桧自是不知道。
秦桧出发时，教主道君皇帝尚不知道徐泽已经南下。
天子让秦桧带给河东宣抚使谭稹的秘旨，是立即拿下知代州事兼沿边安抚使郭仲恂，并由出使燕京的白时中向徐泽解释这一点。
若徐泽出兵太快，情况万分危急，则允许谭稹杀掉郭仲恂，以平息徐泽的怒火。
谭稹虽是继童贯之后的统兵宦官第一人，但其人的威望和资历皆远不及童贯，到河东小半年了，都没有理顺上下关系。
这个时候，天子却以秘旨要求其人杀边臣以息敌国之兵，谭宣抚如何敢奉诏？
郭仲恂虽是武臣，但能做到一州知州兼安抚使的武臣，又怎么可能是一般的武夫？
其人出身巨鹿郭氏，相对于安阳韩氏，巨鹿郭氏自是不值一提，但在武臣之中，巨鹿郭氏的名声却相当大。
数十年前的神宗朝，率三十万大军征南征交址的郭逵郭仲通便是出自巨鹿郭氏。
凭此战，郭逵乃与狄青齐名。
郭仲恂无论官位、家世，还是在军中的关系，都非同一般。
应州之事本就是谭稹提议，得到了天子口谕授权，郭仲恂只是奉命行事的具体执行者，能有什么罪？
天子就算害怕徐泽出兵，要甩锅，也不能这么甩。
而且，奉命行此事的也不止代州一地和郭仲恂一人。
丰州、府州、火山军、岢岚军、宁化军等地的守臣都参与此事，牵涉面太大。
莫说擅杀郭仲恂，就是捏造罪名控制其人，谭宣抚使都不敢。
谭稹活了大半辈子，早就看明白了。
其人虽是天子私奴，但已经外放为官，就不再是皇帝能够随意打杀的贱奴。
童贯闯了那么大的祸，也没见教主道君皇帝杀了他。
得罪了天子，顶多就是落职流放，只要保住了河东路，自己就还有机会。
但要是接受乱命惩处郭仲恂，让丰、府、火山、岢岚、宁化等州军的军头们兔死狐悲，甚至逼反了这些人，造成河东糜烂，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更关键的是，天子性情凉薄，今日可以抛弃郭仲恂，焉知明日不能抛弃他谭稹？
谭宣抚思虑再三，乃以“大战将起擅杀边臣，国之不祥”为由答复天使，坚决不肯奉诏。
要是换成一般人，以正七品职方员外郎之职，遭遇帅臣不肯奉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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