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数千年来只有一种主流的外交思想——朝贡。
在朝贡体系下，真正的“平等外交”思想反而没有市场。
金、辽、宋现在还是与同舟社同等体量的大国，徐泽有必要亲自与三国的使者会晤，磋商解决彼此分歧和矛盾的办法。
高丽和日本两国则属于大同的藩属国，徐泽作为上国天子，非必要事，不会自跌身价随意接见两国的使者。
因此，与两国有关的大小事宜，日理万机的大同正乾皇帝尽皆授权外部尚书王四处理。
“陛下！”
前来复命的王尚书还有些不太适应自己身上的官袍，在徐泽面前站得笔直。
“不凡，私下场合，就不要这么拘谨了！”
“是！”
王四回答很果断，但依然站得笔直。
“陛下，高丽国主王俣已经病重近一个月，药石无用，恐怕坚持不了几天。”
自当年徐泽带兵攻破高丽国都开京后，同舟社就开始深度介入其国的内政。
雄才伟略的高丽国主王俣自然不甘心做个受人操纵的傀儡，其人多次利用高丽内外发生大变的契机，逐步将同舟社势力请出国都。
王俣认定徐泽是心怀天下的王者，不可能窝在辽东和高丽做土霸王，肯定会抽出兵力逐鹿中原争霸天下。
到那时，同舟社自然会放松对高丽的约束，甚至还会与高丽进行利益交换。
其人就能搭乘徐泽争霸天下的顺风车，再次整军经武，收回失土，复兴大业。
可惜，这一等，便是一年又一年。
徐泽不仅没有因为争霸中原而放松对高丽内政的把持，还逐渐利用其国内王族与豪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勒紧套在高丽脖子上的绳索。
而一旦涉及到与同舟社的利益冲突，就连国主亲自掌控的几只腹心兵马究竟听命于谁都非常可疑。
这几年，高丽不仅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内政，就连以往在辽、宋两国之间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也没法执行。
高丽与宋辽皆已断交，与金国也不敢深入接触。
王俣终于醒悟过来，无论是来自大海对面日本的威胁，还是国内此起彼伏的豪族叛乱，背后都是人为操纵的。
而其人这些年所有的复兴希望，都不过是徐泽故意展现给他看的虚幻而已。
在绝对强势又花样百出的同舟社面前，高丽注定只有灭亡一途。
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供人一笑的把戏而已。
彻底绝望之后，王俣便放弃了挣扎，开始沉迷酒色——
实际上，当年开京之战，高丽国主的身体就已经受到重创，不能人事了。
但越是如此，其人越要掩饰自己的不能，越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后宫，也不断透支自己的身体。
最终，自暴自弃的王俣耗尽了生命力，将一副烂摊子留给自己的继任者。
对此，在背后掌控高丽一切的徐泽自然洞若观火。
“高丽有什么变故？”
高丽作为藩属国，立嗣、传位都要经宗主国大同王朝点头才能作数。
王楷的世子之位，徐泽是承认的。
正常情况下，王俣薨逝后，王楷即位，大同也不会在这事上过多干涉。
但现在国主随时都会薨逝，世子需要接替王位的关键时刻，国丈李资谦却带着自己的外孙——世子王楷来燕京参加宗主国天子的登基仪式。
因此，只凭只言片语，徐泽也能断定高丽另有变故。
“王俣病重之后，曾召李资谦、金富轼等臣子入宫商议继位之事，其人有意让世子王楷避位，立王运之后为国主。”
王四说的这条信息，包含着一段高丽王位传承的隐情。
二十八年前，高丽宣宗王运病逝，其子年仅十岁的王昱即位。
王昱患有严重的消渴症，体弱多病，根本无法处理朝政，便由其母思肃王后（李资义的堂姐）垂帘听政。
中枢院使李资义（李资谦的堂兄）认为堂外甥王昱有早夭之相，乃秘募私兵，准备为自己的亲外甥汉山侯王昀（同样是王运之子）争夺王位。
李资义行事不谨，政变还没有发动，就被另一个阴谋家——鸡林公王熙（王运的弟弟）察觉。
王熙先下手为强，联合其他重臣，灭了李资义，流放汉山侯王昀和其母元信宫主至庆源郡，并逼迫自己的侄子王昱禅让于己。
两年后，王熙的王位已经巩固，王昱却不明不白地“薨于兴盛宫”。
王昱已经禅位，且体弱多病，仍逃脱不了被自己叔叔弄死的命运，引起了国人对其的同情，本就不稳的豪族又趁机闹事。
由此，导致王熙、王俣父子的统治一直不怎么稳，急需文治武功以彰显自己的合法性，高丽也变得更加好战。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高丽出兵争夺曷懒甸，吞并耽罗国，又趁着辽国内乱之机，染指保州。
最终，一脚踢在铁板上，被同舟社打回原形。
对同舟社一战的失败，不仅让高丽丧失了海防，还严重动摇了王氏统治全国的威望。
无论谁接替王俣的王位，不能斩断大同王朝伸向国内的手，就没法获得民族的独立和完整的主权，都只能做徐泽的傀儡。
现在，时日无多的王俣有意将王位还给王运一脉，倒是一步好棋，既能推脱社稷覆亡的责任，并尽力保住自己这一脉。
“王昱、王昀不是都已经绝嗣了么，哪里来的王运之后？”
王运生四子，除王昱和王昀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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