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凡在战争中创下名声者,无不有其过人之处。
郑思吉也不例外,很多人都当他是个陷阵斩将的悍勇武夫,
但其人悍勇的表象下,却是对战场态势极为敏锐的直觉。
现在,郑思吉的直觉就告诉他,
保州守军的实力被严重低估,凭自己手中这点人,
根本拿不下保州,甚至逼得守军全力防守都做不到。
苦思一晚后,
郑思吉决定还是再做一次试探攻击。
毕竟,其人只是“先锋”,而不是大军统帅,
自己的直觉再怎么灵验,也不能拿直觉去说服金相公和崔相公。
次日巳时,高丽大军再次出动。
这次,目标选在了北面小寨。
同样是大部掠阵,防备守军出城突袭,
小寨规模不大,防御设施也没保州城复杂,
郑思吉只投入了五百人。
实际上,守军反击的力度确实较弱,
甚至于面对高丽军的箭雨压制,寨中守军根本就没有回射。
以至于部分高丽士卒产生了寨中守军极少,根本不敢反击的荒谬想法。
但在本方箭雨停止,高丽军成功靠近,并扶梯登上寨墙时,
守军的反击终于开始——只是一瞬间,就清空了登城的高丽士卒。
唯一逃回性命的士卒,是刚登城就从梯子上滚下来的。
时间很紧,根本没看清。
只知道敌人的寨墙很宽,猜测上面应该修有躲避箭矢的设施,
因为上城后,没有看到守军的尸体。
寨中守军并不少,而且极为冷静,
他们端着长枪,三个人守住一个垛口,呈扇形站立。
看见有人登城,就将手中的长枪同时捅出,锁定来敌可能闪避的方向。
守军出枪时表情非常平和,也不喊叫,
他们不像在杀人,更像是在麻木的进行长枪刺杀训练。
这就是连续两天进攻,付出了近百人的伤亡后,得到的有用信息。
看来,敌军的兵力确实不缺。
靠自己手中这点兵力,蚁附攻城的根本行不通。
至于放弃攀援城墙,直接集结重兵攻击敌人的寨门。
郑思吉看了看寨门前沉重的拒马阵,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连续两日,高丽军试探攻城,
互为犄角的城寨却没有出兵相互支援。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大军掠阵的缘故,
另一方面,守军显然也在试探攻击方的实力。
比如说,北寨就故意将高丽军放上城墙再打。
郑思吉验证了自己的判断,遂不再犹豫。
其人一面加固营寨,并持续保持对守军的攻击压力。
一面命人快马将义州的复杂情况,报于“靠前指挥”的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
高丽盐州。
这个义州东南百里的小州郡,已经变成了繁忙的大军营。
高丽国西北面副兵马使崔弘宰的行辕便设在此处。
收到义州郑思吉的快马急报前,崔弘宰正在为另一封私信而烦恼。
来信之人正是崔弘宰的长兄——当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弘嗣。
当今高丽国主王俣即位时,国内吏治腐败至极,致使民生凋敝,
严重到“流亡相继、十室九空”的恐怖程度。
王俣锐意进取,大力整顿吏治,推进政治改革,
实行殿最考课之法,在一些州县设置“监务”一职,等等。
古代封建政权改革不管何种理由说法,本质其实都是巩固君权,稳定统治。
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剥夺部分相权,与权臣的利益冲突。
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
私底下却是“不肯轻变祖宗之法,又不肯作为新法,以扰风俗”。
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
表示“祖宗成宪具在,不可纷更,但守而勿失可也”。
王俣是个有为之君,颇有手腕,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他便迂回。
一是即位十余年,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
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
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
宰相多了,内耗就多,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二是借鉴大宋“三舍法”的成功经验,
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在国学设立“七斋”。
这一招其实是模仿“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私学“九斋”所设。
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高丽私学日益兴盛,相对的,却是官学的衰落,
进而是文化、政策解释权,由朝廷向私人过渡,
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不能容忍的。
崔冲正是当今首相崔思诹的祖父,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妙,
改革官学,设立“七斋”,自然让崔思诹无话可说。
顺便说一下,崔氏崔冲一脉是高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
从崔冲开始,到崔思诹,三代皆为宰相,
而这个传奇,在原本的历史位面,还再要持续三代人——整整六代为相!
这可比汉末的袁氏“四世三公”还要传奇得多!
崔氏家族如此煊赫,当然不可能是祖宗积德,家族代代都有冠绝群伦的顶尖人才之类的扯淡理由。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高丽的政治生态畸形,以及阶级固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奋发有为,不愿只做守成之君的王俣,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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