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还不死心，于是再问之沿途宫府，回答仍是煤坑尽、秫猎尽、钉灰尽、车骡尽，民间槐榆等木因造车造营房，一砍俱尽。“
王在晋在奏折的最后挥笔疾书道：“伏祈皇上轸念时艰，俯怜民隐，少宽文法，容臣脉脉以运规为严儧供输，俾臣急急以先料理，外有求而必应，内有应而必速，乘外寇之未临，为有事之先备，庶不负朝廷之任使，疆场之臣可收功于尺寸矣。”
第三件事则是清理军队，王在晋将从广宁等地撤到山海关的士兵盘点完后，奏道：“清查兵据将领呈递，兵数共计六万六千五百一名，职知其数之非核也……汇算冒顶姓名及临点不到并老弱者，合之前后陆续删汰，共开除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实在兵五万七千三百三十名，此山海关之兵数也。臣初议止用兵六万、马万匹，欲清旧辽饷以飬民。“
王在晋整军备武后，更派出兵马不断骚扰建虏，当时有朝臣担心建虏会“卷土重来”，王在晋信心满满地上奏道：”奴即来，臣亦有所恃以无恐。哨马日往来于前屯、宁远之间，扰其耕牧。出关三百里，田无五谷，贼不得粮，进无可资，退无可食。奴将弃广宁，而画河以守。”
后来建虏果然不堪滋扰，如王在晋所预料的那样，乖乖撤走了，在建虏撤走后，广宁本是一座空城，此时有人提议收复广宁，王在晋道：”“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国家财力东西支应，万分无措，典兵者不恤司农之苦，司农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民生向来疾苦，今且加编、加役，邦本日瘁，国势难支，职滋惧焉。。”
从这些话语中，胡子睿可以看出王在晋是个关心民生的人，他说的很对；以胡子睿看来，明朝末年，虽然积弊丛生，然而并没有到非要灭亡的时侯，如果能处理好财政收入和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把小冰河期熬过去，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如果一味贪图收疆虚名，而不顾忌大明的民生情况，那就真的是”饮鸩止渴“了！
王在晋给天启皇帝上疏道：“南则海天无际，虏如舍骑登舟，瞬息直达。北则为角山山脉，从居庸、古北、喜峰逶迤千里，各设关隘以障朵颜诸夷，关城枕之，缭垣于山，是为边墙。而峰峦更高于垣，故有欲筑敌楼，先据高山高岭者，恐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搏击之势。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或八里铺起，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乃可为关门捍蔽。但计费甚钜，又恐虏骑猝来。然外墙毕竟当筑，尚须徐议也。当今为内备之计，惟不在募兵而在训练实在之兵，不在添将而在选择有用之将，庶可救危边之一线手......
于关外繇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请发帑金。“
胡子睿知道王在晋的意思是山海关的地势有些不利于防守，他在心里计算过王在晋的这笔账，三十七里的城墙，算起来是三千九百九十六丈，城墙、营房、公厅加起来确实差不多要九十三万，这个王在晋确是个办实事的！
对于王在晋修八里铺长城的说法，朝堂有部分朝臣反对，首辅叶向高又”不置可否“，然而就在双方争执不休的时侯，有一位朝堂公认的大佬，站了出来质疑王在晋的做法，这个人就是帝师--孙承宗！继卢象升与杨嗣昌、王化贞与熊廷弼之后，第三对政见不合的好基友诞生了！
孙承宗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千五百六十三年），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保定市高阳县）人；孙承宗生有奇相，他的胡须非常坚硬，说话的声音也非常宏大，给人一种奇异不凡的感觉；同冯铨那种二十岁就当翰林的天才比起来，孙承宗的科举之路并不是很顺畅，他没有考中科举前，曾经给时任兵备道的房守士当过家庭教师，房守士后来去大同当巡抚，于是孙承宗又跟着他一起去了大同。
大同本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原设总兵官镇守；成化七年（明宪宗年号，公元一千四百七十一年）开始设巡抚；大同镇的东起居庸关，西至黄河南流入山西的交汇处方向的偏关，约有二千多里，南北方向也有一千多里，行政区域划分之大，在九边重镇中是“数一数二”的；从正德八年开始，（明武宗年号，公元一千五百一十三年），大同镇管辖一十三个卫所，近千个堡寨，三百多个烽火台，十四万大军，五万多匹战马。
房守士到大同后整军备战，孙承宗在上课之余，接触到了很多军人，这些人中有百户、老兵，他们普通有着丰富的从军经验，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孙承宗萌发了对军事的兴趣，对边关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这段时间的磨炼，对于孙承宗来说是“一举两得”：一是孙承宗谈及兵事起来，“头头是道”，令他在朝堂中赢得了“知兵”的美名，为孙承宗以后出任辽东经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二是孙承宗后来跟天启皇帝讲科的时侯，不象别的老师那要只讲《四书》、《五经》这些枯燥的理论，还讲些民间的秩闻、趣事，这令孙承宗在天启皇帝的心目中大大地加分。
万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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