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经营是一门学问，不仅需要广博的理论知识，根据不同的生产模式，采取不同的方法。更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领会和贯彻理论知识的精要，灵活运用。
像刘勇这种即无理论知识，又没有实践经验的门外汉，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参预进来，只享受别人管理产生的利润和荣誉就好了。
好多企业，就是因为一窍不通的家长胡乱参与，乱下命令，弄得下层管理者和生产人员无所适从，最终彻底乱套。
刘勇，显然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家长。自作聪明，无处不想显摆自己的内行和领导能力，闹出笑话都不自知，还自我感觉良好。
当他胡乱参与，朝令夕改的恶果显露出来的时候，一切就都已经晚了。
到了今年这时候，二分厂手里已经没有任何流动资金。钱都在刘勇任命的营销科长折腾之下，变成了要不回来的烂账，连买材料都得从总厂借钱，已经拖欠了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不是他不想给工人发工资，仨月没工资，工人快吃不上饭了，恨不得吃了他，是他实在没有钱发了。
跟着这种外行领导，他就是再清廉管个屁用？大家吃不上饭啊。话说回来，你就是想贪，你也得先有本事弄回钱来呀！听好多工人说过，管你清官还是贪官，你给我们发工资就是好官，不是没有道理。
刘勇这种活宝，除了巴结上司，什么真本事没有，整个二分厂的工人，就得跟着他倒霉。
分厂到了这一步，刘勇也知道不好。他也有几分鬼才，想了个主意，直接把大部分权力移交给张年发，自己退到后面去了。
这就像战场上打仗，本来以为对面是一群乌合之众，大军所到，摧枯拉朽。结果真打起来才发现，对面比他厉害的多。于是，刘勇同志立刻调整策略，由带头冲锋改为运筹帷幄，把张年发给推前边去了，你去冲锋！
刘勇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的。反正在总厂的花名册上，正厂长是我刘勇。你张年发要是能让二分厂起死回生，功劳还是我刘勇的。要是你没这本事，二分厂最后还是垮了，老子就把大部分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反正亲自下手指挥的，不是我。大不了老子再花钱打点，换个地方继续干。
危机时刻，张年发没有计较，利用自己的威信，拼死地安慰着工人，苦苦支撑着稳定了局面。如果没有张年发，二分厂恐怕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下去。
经过这两年折腾，张年也发算是彻底看透了刘勇这个小人。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开始幡然悔悟。
对恶人，投鼠忌器一味迁就，等于是助纣为虐！他一边尽一切办法恢复生产，理顺秩序，一边和刘勇彻底撕破面皮，直接顶撞，甚至跑到总厂办公大楼里，上蹿下跳，不顾脸面，四下里给刘勇告状，要求总厂尽快免掉他。
可是，一个被检察院带走过，自身有污点的干部，谁会重视他的话呢？
就是副厂长袁佩华，也没有好的办法。他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了。到了这个年纪，就得更加谨言慎行，避免晚节不保。
张年发在总厂唯一能够说上话的上级，已经无法再为他这个老部下做什么了。
满心悲凉的张年发，只好找到刘万程这里来，希望刘万程能给他想想办法，支援他一下，先解这燃眉之急。
现在的刘万程，已经不是那个二分厂副厂长刘万程了，心已经变得坚硬无比。他不但不给张年发出主意，还劝着张年发也跟他一样，辞职出来，到他这里来帮他。
“用人体制不改，你就是救活二分厂有什么用？”他对张年发说，“你就是把刘勇告倒又有什么用？你敢保证，二分厂以后不会再来一个刘勇吗？就算你能把分厂再次搞好，你能忍心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营造起来的心血，再一次被这种败家子一点点败光，这种痛苦，你还想再经受一次吗？”
他拒绝给张年发资助，理由竟然是不想再看着他再次悲剧。
张年发对刘万程，也就不抱幻想了。听说高强的病好差不多了，就故意避开刘万程，晚上跑到刘万程的厂里来找高强。
高强当干部时间长，几乎经历过各种事情。被人排挤的境遇，他当年也经历过，却最终化险为夷闯过来，成功挤走无能的正职，成为一分厂的一把手。
其实，退下来之后的高强，痛定思痛，思想已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特别是和刘万程在一起，似乎也受了他的影响。
他帮着刘万程干，对江山机器厂来说，已经属于局外人。但恰恰是局外者清，他反而看明白了许多过去当一分厂厂长时，看不明白的东西。
他还是用当年刘万程第一次在他家喝酒时，举的那个例子来对张年发说:“水手坚守自己的职责，这个没有错。可是你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这船都要沉了，你还守着那桶救命水，有用吗？”
张年发不信:“这一万多人的大厂，怎么可能说沉就沉呢？再说我扔了四百多弟兄，只顾自己逃命，那和逃兵有啥两样？”
高强就冷笑一声说:“哪儿还有一万人，有五千就不错了！咱们与其顽固死守，不如跳出来，帮着万程把公司发展起来，设法救救那些已经落到水里去的，多救一个算一个吧。”
张年发没有被高强说动。刘万程的公司太小了，这对一个万人的大厂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就是对他的二分厂，帮助也不会太大。
但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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