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于琦是率领军队在敌后大摇大摆、不惧暴露行踪的行军，那李通就是在自家地域内小心翼翼、生怕暴露了行踪的行军。
中元节后，李通接郡丞孟建转达于琦的命令，率本部人马东进彭泽、鄱阳境内，接替战败丧师的朱桓平定宗贼叛乱。
实际上呢，宗贼叛乱刚一开始就被扑灭了，在南昌传的沸沸扬扬的宗贼大叛乱，却是于琦跟徐庶、是仪等人议定好的计划。
当然了，叛乱确实是真的，只是在宗贼叛乱尚未开始的时候，于琦就接到线报，说是有人秘密接触宗贼中那些心有不甘的死硬分子，资助军械帮助他们密谋叛乱。
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于琦不怒反喜，立刻就招来是仪跟徐庶，共同定下了将计就计之策。
具体来说，就是利用这波叛乱名正言顺的调兵谴将，调朱桓率军出鄱阳南下，至余水上游预定地点等待汇合于琦；调李通所部东进彭泽，并搭乘水师舰船至丹阳郡治宛陵，然后出宛陵东进，至丹阳、吴郡两郡交界处的山中埋伏。
之前于琦利用舟师之利，绕道宛陵奇袭孙贲的后路，导致孙贲大败并丢失了丹阳郡内数县地盘，都说吃一堑长一智，想必负责丹阳防线的孙静等人不会再忽视豫章的水师，定会加强对大江之上的监视；还有一点，从丹阳郡的石城到吴郡的曲阿，这一带乃是江东精华之地，密布八县近百万万人口，河渠纵横、田连阡陌、人烟稠密，再想利用舟师将军队投送到秣陵后方进行奇袭就不太现实了。
所以这一次于琦跟是仪商议过后，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兵力从陆路秘密投送到宛陵以东，把奇袭的目标放在阳羡。
之所以把目标定在阳羡，除了前面的理由之外，还有于琦个人的原因，因为驻守阳羡的是孙策的弟弟孙权，这个人于琦比较熟悉，孙权在军事上颇有些独特的见解——后人有言：打仗，你永远可以相信孙仲谋。
这可不是在阴阳怪气的说反话，也不是瞧不起孙权，更不是特意挑他这个软柿子捏，恰恰相反，这是于琦出于对孙权的重视所做出的的决定。要知道汉初时的兵仙韩信曾评价汉初名将，樊哙不过将五千人，高祖何等英雄，也不过将十万人，而孙权常提十万兵，纵横江淮——能将十万兵，这是堪比汉高祖啊！
由此可见，瞧不起孙权就等于瞧不起高祖，就约等于瞧不起韩信！
别说于琦这乡下土豪，古往今来，能在军事成就上俯视韩信的有几个？！别说超过韩信了，能比肩韩信的都没几个，这一点自知之明于琦还是有的。
虽然于琦是个乡下土豪，但他就喜欢攻坚克难，所以一上来就挑了孙权当对手。
因为借助舟船之利，李通虽然比于琦晚走了将近十天，却先于于琦而抵达预设战场。
七月末，李通率本部人马抵达宛陵县东、阳羡县西的群山之中，此时，秋收已经在江南各地陆续展开，尤其是位于双方战线交界地带的粮食更是早早的被抢收完毕，就在这个当口，于琦举荐的丹阳都尉太史慈悍然出兵，从溧阳出发，沿溧水东进，兵围阳羡县城。
此时，周瑜正在石城县内，最后一次完善夺回芜湖、溧阳两县的军事计划，按照周瑜的计划，再过几天，在江东各地的秋收进入高峰的时候，就是他出兵的时机。
只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太史慈的悍然出兵，并且出人意料的放过了正对面的石城、秣陵等富庶县城，转而攻打路途遥远、地处吴郡腹心的阳羡县城，却是将周瑜精心准备的计划彻底打乱。
若非孙权戒备不懈，提前侦知了太史慈的行动，赶在太史慈发起攻击之前关闭了城门，阳羡县城说不定已经被太史慈偷袭得手。
消息传到石城，周瑜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计划已经定好，大军已经备好，就等着发动了；而且周瑜跟孙策交好，又不是跟孙权交好，他这次过来也是奉孙策的命令回来坐镇指挥的；再说了，按照周瑜的计划，一旦他这边发动，不但极有可能重新夺回芜湖、溧阳两县，更能迫使太史慈撤军，这样阳羡之围便不救自解。
只是石城之内并非只有周瑜一人，尚有孙氏兄弟的叔父孙静坐镇。
按照周瑜的本意，便是放任太史慈攻打阳羡，最好能把太史慈牵扯在阳羡城下，减少石城对面的防备力量，增加计划的成功率，只要这边能重新夺回芜湖、溧阳两县，将战线推进到宛陵县内，即使暂时丢掉阳羡也是值得的。
周瑜虽然得孙策之令为石城-秣陵-阳羡防线的总指挥，但他想要行动，却也不能绕开孙静单独进行，而孙静，注定是不能跟周瑜一样，坐视孙权被太史慈围攻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周瑜继续负责石城当面的计划，不过计划中的兵力有所减少；孙静则亲率部分士兵前往阳羡支援孙权，同样的，孙静能调动的士兵数量也有所减少，因此只能支援孙权，而非解救阳羡之围。
当孙静行军至茅山时，被埋伏在此的李通伏击，孙静仅率少数残兵逃脱，李通衔尾追击直至石城城下。
在李通追击孙静的时候，得到军报的是仪也亲率大军出芜湖，与李通合并围攻石城，孙静见机不妙，转道向北，逃入秣陵城内。
就在是仪跟李通合并攻打石城的时候，他们身后的溧阳也发生变故，有豪族发动叛乱，作为内应打开溧阳城门放周瑜进入溧阳；一番激战之后，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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