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在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武阳当选为委员，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
然而，正当此时，一场党内的政治斗争使潘武阳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
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
正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命运多舛，内部矛盾和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纷争接连不断。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
作为李立三的秘书，潘武阳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他落难北平的遭遇。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
罗绮同被捕后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
此时，潘武阳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
7月底，潘武阳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事先不知，党的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他在到达接头地点时，落入民党复兴社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这让潘武阳感到非常意外。
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复兴社，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
潘武阳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长期在中央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
见廖华平亲自审讯自己，潘武阳便设法与他斗智斗勇，想否认自己的共党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在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武阳的被捕，引起了另一名叛徒李渤海的注意。
李渤海是北大文科毕业的高材生，曾经任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1927年10月，他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叛变了。
李渤海叛变以后，改名李天才，投靠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阀。
此后，李渤海取得了少帅张学良的信任，被委任为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惜才的张学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
李渤海虽然叛变了，并且协助敌人劝降了很多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党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平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我党发动的群众运动。
李渤海久闻“大秘书”潘武阳的大名，于是便利用职权，把潘武阳保释了出来。
在李渤海的劝说和复兴社特务们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武阳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
报纸上的声明刊登后，潘武阳被党组织开除出党。
脱党后，潘武阳思想极为苦闷，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这期间，赏识潘武阳才华的戴笠也曾派人邀他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潘武阳的进步行为，引起了新成立的北平特科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武阳被捕后的表现，认为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北平特科把潘武阳的表现，给中央特科进行了汇报。
中央特科传达了伍豪首长的指示：
“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此时，新成立的北平特科急需人才，再加上，潘武阳被党开除出党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参加特科，北平特科成员周怡，受组织委托去做潘武阳的工作。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他见到潘武阳后，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希望潘武阳加入北平特科。
潘武阳在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
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同时周怡又如实告诉潘武阳，中央特科对待他的态度，最终化解了潘武阳心中的疑虑和恐惧。
潘武阳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不嫌弃他，还信任他。
周怡带着潘武阳，见到了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
吴成方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对潘武阳指出：
“北平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吴成方担心的问题，潘武阳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
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幸免于难的也都远避他处。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但是，潘武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他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重新为党工作，让潘武阳从里到外都变得明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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