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我参加了九通翻译的第一次笔试。九通公司座落在东城区的永康大厦里，占了十一层和十二层的全部。大厦的背面有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车马稀少，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场所。显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我一起参加笔试的有五十人之多。听说报名人数上百，这是人事部根据履历第一轮筛选的结果。其实他们只要两个英文翻译，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笔试挺难，考完出来，很多人抱怨做不完。我勉强做完，不敢保证质量。出来时，有个北师大的女生问我：
“那个‘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你是怎么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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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我，抿嘴笑：“为什么用kingfikness吗？”
“黛色不完全是黑色吧。黛色其实是青黑色，也就是blueblack。”
“那你为什么不用blueblack，而用kingfish-blue？”
我没回答，淡笑。
“明白了，”她叹了一口气，“炫技，是不是？嗯，我倒和你译得差不多，不过我没有完全遵守原诗的词位。”
“古诗好就好在对仗，所以我尽量不改动词位。我比较喜欢直译。”
我们一起走过长廊，她忽然低声说：“你觉不觉得这次的题出得很怪的？前面要我们译标书，后面要我们译那么难的古文。又不是考博，犯不着吧？”
我举手：“严重同意。出题的人肯定是虐待狂，我从没见过这么郁闷的试题。”
说完这话，我看见她悄悄地向我递了一个眼色，低低地咳嗽了一声。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西装笔挺，打着黄色领带的年轻人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我。
我嚼着口香糖，对他说：“这位同学，你也是来考试的吗？”
他冷冷地说：“不是。”
然后，他不理我，径直地走进电梯，消失了。
目送他离开，那女生很夸张地“哇”了一声，作花痴状：“刚才那位先生，好酷哦！”
我笑笑。和沥川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已令我对所有的俊男免疫。我爱他如此痴狂，经常半夜打开台灯，悄悄地看他熟睡的脸。
第二天，公司来电，通知我和另外九个人参加一对一的口试。
我的口语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九通对我的笔试很满意。两天之后，我和最后三位竞争者去见了他们的总经理：萧观。
我对翻译界的情况并不太熟，但萧观这个名字还是听说过。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父母都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父亲毕业于牛津大学，母亲是冯介良教授的师姐。夫妻俩的名字常双双出现在英文教材上。萧观早年在国家通讯社的驻外分社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翻译。之后他从商建立了这个公司，听说商运亨通，没几年就发了。当然，除了翻译，在他叔父——一位香港巨商的支持下，他还涉足房地产等其它投资。目前九通在全国各地有十七家分公司，业绩非常突出，他是去年本市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萧观，心中暗暗气馁。原来他就是那天站在我身后打量我的人。他看上去二十八九岁，清峻、沉稳、神态闲雅，一脸书生气，不大像是企业家。正如冯老师所说，是个做文化生意的。
“你就是谢小秋，”他坐在大班椅上，缓缓地说，“冯教授打过两次电话推荐你。”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在一次闲聊中告诉过冯老师我想进九通，他就不声不响地替我张罗开了。
我看着他，知道笔试的考卷肯定出自他手，便在心底盘算自己还有几分希望。连忙辩解：“我无意走后门。”
“冯教授说了你很多好话，但也提醒我，你的专业过硬，但有些个人的小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他不说。不过他说，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萧、冯两家是世交，父辈们携手历经了文革。冯静儿从小就赶着萧观叫哥哥。
“我没什么毛病，”我说，“我的毛病您绝对可以容忍。”
他从办公椅上站起来，打量我：“有没有人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应当穿什么衣服？”
我穿的是一套便装。其实也是我最近买的最贵的一套衣服。颜色鲜艳了点，和下面的毛料长裙一配，很像当年写《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三毛。我觉得这身打扮挺是我喜欢的波西米亚风格。其实前几次我都穿着一本正经的西装，就这一次，因为要和最后几位名校的高材生竞争，我的资历、水平和他们相比都不是特别突出，故而出此险策，想以奇制胜。
“人事部的王主任说，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笔译，一切都在电脑上完成，基本上不用和客户当面打交道。再说，”我咬咬嘴唇，“我只有一套西装，次次都穿它。你们天天看，难道不厌吗？”
大概觉得我的解释特实在，他放下了这个话题。
“还有，为什么你的耳朵需要那么多耳环？我看着都麻烦，难道你戴着不麻烦？”
你是选才还是选美？那话冲到喉咙，被我咽了下去。我的回答简短扼要：“我这几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找人算了命，说是五行缺金。”
他沉默片刻。我以为他终于可以饶了我了，不料他又说：“谁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可以嚼口香糖？”
“我紧张。”
“你，紧张？”他不冷不热地说，“你第一个交卷，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