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科举考试，跟后来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无论是在考试方式上，还是在考试科目上，都是完全不同的，若往细了追究，它们之间，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在考试方式上，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sān_jí，其中，院试是在县里考的；乡试是在省里考的；而会试，则是中央一级的考试，需要到都城去考。
与明清科举考试方式大为不同的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只有取解试和省试二级，其中，取解试也就是州试，在州城里考；而省试，就是中央一级的考试了，考试地点，同样是在都城。
除了在考试方式上大不相同外，宋朝科举考试所考的内容，也与明清时代大相径庭。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就是考八股文，所谓八股文，也就是有固定格式的议论文，书写八股文这样的文体，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其简单的地方在于，八股文的文体格式是固定的，只要练熟了，基本上都会写，而它的难点在于，其考试题目，往往出的很偏，有时候它偏的呀，能让一半儿考生想不出怎么动笔。
比起明清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来，宋朝科举考试的内容，那就无比丰富了，而且，其难度，远不是明清科举考试能比的。
宋朝科举考试，无论是州一级的取解试，还是中央一级的省试，都包括四项考试内容，它们是诗赋、经义、论、策这四科。
诗赋一科，顾名思义，赋的能赋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文采。
大宋刚刚建立的时候，诗赋这一科，在科举四科里有着其它三科无法比拟的重要性，那些年，能考上进士的，往往都是文采绝伦之人。
然而，物极必反，随着时间的不断前行，久而久之，大宋的“管理者们”发现，那些因文采出众而被朝廷取仕做官的“文豪”，几乎都是行政上的“低能儿”，虽说他们善于赋诗作词，但是，只会夸夸其谈的他们，在做起为民谋福祉的实事儿时，基本上就是“白痴”，他们属于那种只动嘴不动手瞎指挥的官员，老百姓在他们的管理之下过日子，那……
由于那些文采出众的大文人官员，在日常行政时，显得太“垃圾”了，所以，自司马光做宰相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后，诗赋这一科，在总体四科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到了现在，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那就是，文采越出众之人，考上的概率越低。
所以，司马光改革吏治后的这三十来年，很少再有考生去深度钻研诗词歌赋了，也是因为这样，在司马光死后，整个宋朝，那所谓的大诗人和大词人，就几乎绝迹了，只剩下一些写散文的能人了。
在诗赋这一科没落后，经义、论、策，这三科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就开始直线上升了。
而经义、论、策这三科，考的都是写议论文，只是这三科的“考点”，略有不同。
经义这一科，考的是考生对《四书五经》的钻研程度，考经义时，出题者会从《四书五经》中选一句话或者一个词作为题目，让考生阐述其“深奥的”义理。
当然了，考经义这一科，有拍古代圣贤马屁的嫌疑，所谓的“阐述义理”，不就是翻来覆去的吹捧古代圣贤的思想多么伟大吗，考生吹捧的越肉麻、越没有底线、越“露骨”，考的越好，这几乎就是考经义这一科的“潜规则”了。
论这一科，考的也是写议论文，比起经义那一科“隐晦的”拍古代圣贤马屁来，论这一科，那就是直接动手拍了。
论这一科，要求考生用议论文的文体来评价一位古代名人，当然了，这所谓的古代名人，不就是那古代先贤吗，要想在这一科上考高分，还是那“潜规则”，只要能拼命的猛吹这位古代名人，那……
宋代科举考试中的最后一科——策，才是最有技术含量科目，跟前面那俩纯粹是拍马屁的科目不同，策这一科，考的是考生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当于现代公务员考试里的“申论”。
在考策这一科时，出题者会把当前朝廷最难解决的时务问题，作为考题出在试卷上，要求考生用议论文的文体，把他们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给写出来，谁给的办法好，谁的分就高。
总的来说，在宋朝科举的四科中，最难的、也是最显“本事”的，就是策这一科了，而且，在司马光改革吏治之后，策这一科，在整个科举四科中的重要性，已经完全碾压其它三科了。
可以这么说，考生就算在前面三科里考出了“屎”的感觉，只要他在最后一科策上，考的很好，那他都有六成机会可以进学，策这一科，就是考生们的命根子，谁站得高、看的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那么，他……
当然了，在现在的整个大宋，站的最高、看的最远的人，应该就是卢羽了，毕竟，他来自信息大爆炸的现代嘛，在经过无尽信息的“洗礼”后，他的眼界，已经完全不是农耕时代的宋朝人可以比的了。
然而，就算卢羽在这个时代显的是这么无比的“高大上”，可当他在听完“县学黑老大”学长李璟给出的大考题目后，他瞬间也有了一种想要哭的感觉。
在诗赋、经义、论、策这四科中，李璟要求县学学生们，以无涯峰为题目，写首诗；以“大学”二字为题目，论其经义；评论一下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一生；再以“怎么对付西北吐蕃国和西夏国的入侵”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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