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刘备的前半身，将刘备比作枭雄似乎一点也不冤枉刘备。刘备投靠公孙攒，最后离开公孙攒投靠了陶谦，这倒无所谓。但后来，刘备投靠吕布，又率兵攻打吕布，更进言曹操杀死了吕布；刘备投靠曹操，后来又和曹操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刘备投靠袁绍，关羽斩颜良、诛文丑，刘备借故开溜。刘备投靠刘表，最后尽得刘表的荆州诸郡。这些事看上去实际都造成了刘备是个枭雄的铁证。
但其实刘备是有原因的，吕布本来就是夺刘备的徐州，刘备恨吕布也是自然之事，借曹操之手除掉吕布算不得不义；刘备受献帝衣带诏，与曹操誓不两立也是尽忠的表现；刘备因为害怕袁绍报复关羽而开溜，虽然有些对不住袁绍，但为的是兄弟情义，也无可厚非，况且刘备并没有与袁绍为敌。荆州则是取自曹操之手，而刘备不取刘综的荆州，过刘表墓的吊唁等行动说明刘备更谈不上对不住刘表。所以，枭雄一说只是出于对手的诋毁之言而已，仔细研究刘备就可以发现刘备并非忘恩负义，二面三刀的小人，只是因为刘备才能不足，又胸怀大志，不甘人下而造成的历史巧合而已。
总体而言，刘备胸怀大志是毫无疑问的，但他表现出对于“宽、仁、忠”的追求也是十分执著的。例如在夺取荆州后继而攻取巴蜀本是隆中对的战略之一，但因为刘璋与刘备属于同宗，所以刘备一直无意攻取，而诸葛亮又属于不会力劝刘备的人，所以此事一直拖而不决，直到庞统来后。庞统属于力劝型的谋士，于是就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於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而刘备夺取西川的过程，也是如此，刘备和刘璋在涪聚会，庞统就进言刘备“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但刘备因为坚守“宽、仁、忠”而不采用。后来刘备与刘璋翻脸，庞统又献上中下三计：“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因，不可久矣。”刘备仍然以为上计太急，违背了自己“宽、仁、忠”的宗旨而不取上计。
反对者也许会说，刘备不是依然夺取了刘璋的西川，他的种种做为不过是作秀而已。我以为其实不然，刘备初进西川并没有直接鸠占鹊巢，而是到葭萌关驻守，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举动。与董卓进京，曹操进京，袁绍代韩馥等行为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而刘备与刘璋闹崩以后，刘备的第一个动作是请求刘璋让其回兵，但傻呵呵的刘璋却命令关隘不许放刘备回荆州，战争由此爆发。以其说刘备不仁，实在应该说是刘璋不智，请都请不走的刘备要走，你居然还要强留，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所谓兵贵神速，刘备在夺取西川时浪费了无数的良机，整个过程是典型的“不纳忠言”和“处事犹豫”。这不是刘备的性格缺点造成的，而是刘备不愿违背其“宽、仁、忠”的宗旨而造成的。
所以说，刘备看重的不是锦绣河山，看重的不是成败得失，而是自己的理想。这不正是一个草莽英雄的标准表现吗？
《三国志》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这样的英雄，今日却被误解至深，竟然还有人称他为“糊涂虫”，今人对古人、对历史的了解实在肤浅，传统断绝，还自以为是；读文不能通史，读史不能通文，还自以为专。浅薄如此，却敢耻笑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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