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将说：“委座，这个机会难得！如果让日本人发觉了，他们只要半天的时间，就会清除机场上的定点器。”
另一个上将说：“委座，请马上下令，我空军立即轰炸武汉的日军机场。”
老头子说：“我们自已有几斤几两，我清楚！靠我们的飞机去炸，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我想让苏联的飞行员执行这次任务。你们去联系一下他们，请他们出马。”
“是！”
两位上将离开后，老头子对戴局长说：“这回的情报让别人知道了，如果轰炸武汉成功，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会将目光投到你军统。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让他们找到周云。”
戴局长说：“校长放心，与周云联系的电台是专门的电台，报务员也是单身的，长期值班，不出军统的办公大楼。而且她的身边我还安排了几个人监视并保护。”
老头子说：“你马上通知武汉的人，准备对我们轰炸武汉日军机场的情况进行侦察，并马上报回来。”
“是！”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空军同日军展开了殊死空中搏斗。中国空军本来飞机数量就少，又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飞机装备全部依赖进口，得不到及时补充。开展仅2个月多，到1937年10月，就仅剩下81架，其中还有一部分待修。到11月，中国空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30余架，已经无力发动对日军的作战。
此时苏联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于1937年11月组建了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作战，12月即投入战斗，并援助了一批飞机，到1938年初，中国空军又拥有了作战飞机390架，其中伊-15、伊-16战斗机230架，轰炸机为db-3、cb等型，有160架。
1939年9月5日，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经回国休整和补充之后再次来华，进驻汉口机场。这样汉口航空基地就集中了日本海军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三飞行团的200余架各式飞机，袭击中国内地的日军飞机大部分是从这里起飞的。
中、苏空军决定联全行动，对汉口机场进行一次大规模攻击，力争削弱敌航空队的有生力量。但是一直都拿不到准确的情报，所以，迟迟没有行动。
听说中国军方在日军机场有内应，并且安放了定点器。苏军空军负责人马上与中方制定了作战计划。
当天午后十二点二十分，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队出动29架db-3型轰炸机袭击武汉，由于有定点器的作用，指出了日军机场的重点地方，还有中枢神经所在，再加上日军对中苏空军长途袭击能力估计不足，在汉口机场周围疏于戒备。直到中苏飞机飞到了武汉，他们才慌忙准备对空拦截。
此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6架新接来的攻击机刚到机场，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少将等军官们都在战斗指挥所门前迎接，并听取接收新机的指挥官报告情况。
突然，50多枚炸弹和燃烧弹呼啸着从天而落，机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中佐及士官5名被当场炸死，塚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12名士官身负重伤，鹿屋航空队司令大森未雄大佐及25名官兵也被炸伤。
日军的30多架飞机被炸毁，油库及航空器材库也被炸毁。日军损失极为惨重，战斗中，苏联飞机仅有1架负伤。
下午15时30分，苏联志愿航空队20架轰炸机再次出现在武汉上空，背着太阳向日军机场发起攻击。
在空中警戒的3架日军战斗机赶来拦截，在地面待命的7架舰载战斗机也紧急起飞，但为时已晚，大批的炸弹倾泻而来，机场上腾起滚滚浓烟。
此次轰炸中，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的主体约40架飞机被毁，陆军飞机20架也遭损坏，这是七七事变（指侵华战争）以来日军空军发生的最大损害。
除此之外，中苏空军当天还炸毁了日军机场的1座油库、40余辆汽车及3万箱弹药。敌陆、海军官兵伤亡300余人。苏联志愿航空队仅伤飞机2架，全部安全返航。
两次空袭给日军造成了严重损失，为了报复，日军于第二天派出了在武汉的所有轰炸机72架，由第13航空队司令、“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指挥亲自指挥，空袭成都。
中国空军地面情报网及时得悉，由于预警时间充分，中国空军机群得到了通知，事先占据高度优势，等待日机的到来。
敌机群分为两部分，中国空军战机分头迎战，一举击落敌攻击机4架。
其中第5大队第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咬住敌军领队长机，一直追到成都以南的仁寿和简阳两县交界处上空，终于将敌机击落。但他本人的战机也多处中弹，坠落在仁寿县向家场，机毁人亡。
事后查明，邓从凯击落的正是奥田喜久司大佐的座机，机上敌人全部毙命，在飞机残骸中，发现标有成都各地点详细位置的地图，以及奥田喜久司的印章、短剑等。
击毙奥田喜久司也是对日军海军航空兵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官邸中，得到消息的老头子，兴奋地在晚饭中，破例地喝了一小盅红酒。
这几天，老头子晚上者睡不着觉。没事就看着那张武汉地图，在那张地图上，日本空军机场的那个地立，插上了一枚黑图钉。
高兴的不是老头子一个人，整个重庆在欢呼！整个成都在欢呼，整个中国在欢呼。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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