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拿五十两银子，还要交税，真是打发狗了。就这钱，去青楼里连姑娘的面都见不着。再看看那些开船厂、办实业的，他们又赚了多少？其他我不知道，沪上求新船厂，一年挣的银子就过五百万。他们这些人做过些什么，我们这些人又做过什么，这公平吗？”
第一天审讯时费毓桂的质问就让审判进行的不下去，记者们以他这番话为头条。直呼现有政策对革命元勋毫无公平可言，不过这新闻才见报，第二日学嘲案开庭时，学生代表傅斯年也在厅内讲演，认为其受审不公：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乃天地至理，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我们虽年轻，可我们是为全国民众之福利而游行，为革除旧俗倡议新风而游行，以进步淘汰落后，请问这何罪之有？进步之人受审判，落后之人受保护，岂不是说昔年革命时满人也可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将当朝诸人提起上诉？昔日以新换旧无罪有功，今日以新换旧无功有罪。这有何公平可言？”
傅斯年能成为学生领袖，正因为其才学俱佳。聪明如他，和费毓桂一样，根本不以fǎ_lùn法，而是直接质疑这场审判的公正性。罢课前来旁听的北大学生当场就欢声雷动，只到审判长高祖培猛烈敲击法槌这才勉强安静下来。这一次的庭审，也是开审不久就宣布闭庭，留待月初二再审。
和前一日费毓桂的发言一样，傅斯年的发言也荣登各大报头版头条。一些立场不定的小报宛如当年的苏报一样给学嘲摇旗呐喊，哄乱下舆论不由再次讨论进步取代落后有罪无罪论。众说纷纭间。帝国日报登文反驳：认为复兴会从来就不承认物竞天择之类西洋歪理邪说，革命的目之只是驱除鞑虏、反清复汉，和进步取代落后毫无牵连。妄图以物竞天择、进步落后之说煽动民意，以求祸乱天下。其心可诛！
帝国日报虽不是官办报纸，但其立场素来正确，甚至很多时候其被人称为第二官报。这一次撰文反驳前一日傅斯年庭上之言，连带着将北大那些教授也骂上了，认为西风东渐之下，留洋学生不但不学无术。反而将西洋邪说引入国内，妄图以夷变夏，执掌柄权。为求此目的，不惜煽动学生作乱，胁迫总理、干涉朝政，所谓进步无罪论，只是某些野心家杀人越货、阴谋上位之最好借口。文章并不只是说理抨击，还有一份证据——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由那张伪造文凭赫然出现在报纸头版上，更坐实了某些留学生不学无术，为求上位而不择手段之作风。
帝国日报抨击傅斯年的‘进步无罪论’，天津大公报则抨击费毓桂的‘功臣无罪论’，认为昔日革命功臣已例行封赏，各种优待殊荣并未缺少，以功臣无罪而行犯罪之实，此为乱国之源，若不严处，国将不国。
两家报纸，影响甚大，今却立场各异，针锋相对，登载的文章似冰似火，直冲看客的神经。它们间究竟谁对谁错，一时间谁也分不清，但毋庸置疑的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两个要案的审判结果将直接影响国家政治走向，决定长远国策。
是人都如此理解，负责审理两案的京师高等大理寺审判长许世英和地方大理寺审判长高祖培顿感压力巨大，两人都有轻判之意，可舆论如此关注，轻判根本就行不通。
四月初二的早上，照常例会后，议起今日的审判，伍廷芳当即说道：“两位，今日不可再再像上次那般任由被告将审判厅当作讲演厅了，如此下去，案子审理不好不说，舆论激起大乱可是不好。”
许世英和高祖培都是前朝遗臣，许世英年轻几岁，是出过洋的法学新派，当时被誉为法学专才，开国后地位未降，反而是平步青云；高祖培，陕西米脂人，乙未年（1895）进士出身，官曾至刑部主事，但因是法学旧派，革命前就不太得志，革命后因为法官稀缺，其人官风又清白，在前任廷尉沈家本的请求下留任京师地方大理寺审判厅。
基于这种背景，许世英难以面对盛气凌人的费毓桂，他虽然喝斥其住口，但终究是胆气不足，不得不让此人将话说完；而面对那些被人蛊惑而不自知的大学生，高祖培爱才心起，也没有刻意阻拦，使得傅斯年把话说完。现在伍廷芳要求不得原告在庭上胡言乱语，两人神色都有些扭捏。
高祖培道：“大人，学嘲一案审判是否能换人。下官每每看到这些学生，就爱才心起，不忍训斥。即便审判，估计也将轻判。此举就怕会引起……不快。牵连大人。”
“既然已经开审，那无特殊理由就不得换人，不然舆论纷纷，百口莫辩。”站在伍廷芳一侧的董康说道。他说罢又看向许世英，再道。“两案审判不公都会酿成动乱。贪腐案轻判，舆论不满，重判，复兴会不满，学嘲案则相反。可若贪腐案重判而学嘲案轻判，复兴会那些军头说不定要闹出动乱；若贪腐案轻判而学嘲案重判，那舆论、学界又要指责大理寺偏向政府，罢课游行势必再起。反正这一碗水务必要端平，不然后果极为严重。”
“那两案都轻判呢？”许世英也知道董康说的意思，他就想着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那双方都会不满意。”伍廷芳沉声道。“不管判的多轻。两案原告都要入狱，虽然留人一命，可几十年牢狱，再出来却垂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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