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帮农民一边刨地一边聊。有时候，他一屁股坐在田垄上，与大家围坐成一个圈，了解情况。有时候，他钻进臭哄哄的茅房，看猪栏里的猪，猪食溅了他一脸。
但是去得最多的还是街头巷尾，找小摊小贩谈天。
不久，谢振华把摊贩经营问题抛到县委会议上，要求允许农民在农闲时节摆摊经营，并开放小商品市场。
他说：“我发现，东川的这类民间交易活动，满足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对村民、集体和国家都有利，不应当被禁止。”
当时，开放商品交易市场还没有先例，要冒政治风险。见同志们陷入沉默，谢振华动情地说：
“寒冬腊月，我们在家里安稳过年，而那些商贩却在冰天雪地里忙碌，有的连鞋子都没得穿，有的生病医不起，有的饭吃不饱。作为一个党的干部，作为东川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父母官，我们忍心吗？市场要尽快开放，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肯不要这顶quot;乌纱帽quot;！”
会后，由县政府、县工商局等部门成立的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东川县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同年底，东川县政府发出《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通告》一出，整个东川大地立刻沸腾了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放鞭炮庆贺。冯爱荷听到消息，满含热泪，对孩子们说：“等我赚了钱，我要给谢书记塑一尊铜像！”
市场开放后，东川县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摆摊的人，摊位一直摆到县委大院大门口，产品有上千种。
但是，东川市场降生之后，有关谢振华“乱来”的状子满天飞。好在，有上级领导支持他，对他说：“别慌，只要对农民有好处就搞。”
谢振华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没念过几年书，他说，他大半辈子了也没看懂《资本论》，没搞明白一些大道理。但他说，他懂得做人的常识，知道做官的天命。
正是这种深扎于心的常识与天命，令谢振华显现出惊人的勇气。他那瘦弱的身躯里流淌着一腔为民的英雄血。
面对非议和责难，他说，我不怕，与其让东川的老百姓饿死，不如让我去坐牢！我就为老百姓能吃饱饭，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东川县的改革之路充满艰难，在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中，遇到的最大波折是旧税收制度。
当时，我国仍沿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的税制八级累进税，即经营得越好，税就越高。
但东川的小商品市场却遇到了新问题：几千个摊位，几万名摊主，大多是小本经营，且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上午可能卖5元，下午就只卖1元，很难凭税票计税。
为了打击逃税，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搞得商贩们怨声载道，多次找谢高华反映。
如何既能收税，又能调动商贩的积极性？
谢振华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最终决定采用“两税并一税，定额包干计税”。
新税办法开创了全国先例，受到商户的普遍欢迎，但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高层媒体的一篇内参，很快引起了国家相关部委的注意，认为东川的定额包干征税是违反税法的。
批文很快转到了省里，谢振华面临空前压力。
财政厅的调查组也下来了，对东川小商品市场的现状展开深入调查。
调查组最终认为：东川县推行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是还欠妥，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两年多后，谢振华离开了东川，但“兴商建县”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这趟改革的列车在他和同志们的推动下，也稳稳地开往东川苦难百姓盼望已久的春天……
冯爱荷那天从县政府回来后，手里攥着谢振华等人的捐款，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谢振华又抽空专门来看望她。
出院之后，冯爱荷发现，在机场与铁路之间的龙祥湖北侧的一块空地上，建起了一个十分简陋的小百货市场。
她大喜过望，立马申请了一个摊位，早出晚归，大干起来。。
一日，扛着一个灰色的编织包，汗涔涔地从火车站那边走过来。
“干嘛不雇辆三轮车？”摊位邻居问。
“今天到站的包多，三轮车趁机涨价。”
她边说边拿起剪刀，挑着缝合的线头往上一提，手一扯，打开编织包。里面是各种颜色、款式的夹克衫。
她踩着凳子，一件一件往衣架上挂衣服，忙了一阵子，等衣服挂好，身上就象浸过水一样。
这时，摊前走过一个新疆人，面容方正，棱角分明，一双女性般的凤眼深邃明亮，皮肤白中带黑，身材瘦长硬朗。
此人叫阿里木，他看见摊上的夹克衫，，说他要批发，把服装拿到边境去卖。
阿里木一字一拖着音，吐字有点困难，说：“冯老板，我把货发一批过去试销，销路好的话，可以长期合作。”
冯爱荷一听批发而且还长期合作，高兴地说：“好的，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不过，价格要最低的给我，”阿里木道。
“行，只要有利润，可以低一点。”
从此之后，冯爱荷跑了几趟边境，做了几笔大生意。
那时火车十分拥挤，来来往往，她都睡在座位下面。有一次，她实在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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