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雪覆盖在广袤的田地山林间，八月的冬小麦早已经种下，这一场大雪给小农丰收的希望。和车外凛冽的寒风相比，车内温暖如春，怀里的暖炉丝毫不能融化甄乾冰冷的心。
车轱辘碾压着残雪“吱呀呀”作响，王朋赶着马车，手里的马鞭在空中打了一个鞭哨，“大郎，县城马上就要到了，是先去县衙，还是回宅子？”
甄乾每次来县城都要住上二三天，不仅要到商铺里看看，还喜欢到奴隶市场邹游一圈，住客栈当然没有住自己家舒服方便。
鹿泉县交通便利，周围有鹿泉河、太平河、滹沱河、清水河、洨河、金河，还有古运河等河流，形成了南北交通大动脉，舟船穿梭、物流通畅、商贾往来云集，繁华程度不亚于恒州所在地真定。
唐代以人口户数划分州县等级，州县的等级和官员的级别对应，户口二万以上为中州，三万以上为上州，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以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缘边州县，户五千已上亦为上县，二千已上为中县，一千已上为中下县。
唐代共设置有358个州，1557个县，县的长官叫县令。县之管理规模的大小和行政级别的高低，或根据区位地理而定，如京城附近的重要县域曰“京县”，又曰“赤县”；或依地域条件的优劣美恶而有“畿县”“望县”“紧县”之别；但更普遍的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口、财政税收的多少而分为若干等次，如划为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四个等级。像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等大县，谓之“京县”，县令为正五品，相当于我们后世深圳、厦门、大连、青岛、武汉等副省级市的市长。京兆、河南、太原三府所管诸县谓之“镇县”，县令为正六品，相当于后世地级市的市长。诸州上县县令为从六品，相当于后世湖北省仙桃、天门、潜江等副地级市的市长。中县县令为正七品，中下县县令为从七品，下县县令为正八品，则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乡长镇长了。所以，县令并非个个都是“七品芝麻官”。
鹿泉县户数超过六千，自然为上县，县令正六品。
上县设有县令一人、县尉一人，和县丞、主簿一到二人，这些都是官。县衙中不仅有官还有吏，司户佐四人，史七人，帐史一人；（万户已上增置二人、史四人、帐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万户已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余同畿县。）典狱十人；问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帅二人，仓督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加起来超过了一百多人。
唐代的户籍制度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税征役，二是实现社会管理控制。历代王朝建政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统计、登记全国人口。
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验查无误之后，便根据年龄大小在户籍档案上注明“黄小中丁老”，按唐代的法律，男女3岁以下为“黄”，15岁以下为“小”，20岁以下为“中”，男性居民21岁以上为“丁”，60岁为“老”，成丁即意味着要承担赋役。
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古代没有照像技术，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这也显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发展得更加严密了。
在甄乾看来，唐代户籍制度还不严谨，许多隐户根本无法统计，家生子、婢生子等等都在内部消化了，有些山林水泽中的人口根本不与外接来往，真正有多少人口恐怕就连当地人都说不清楚。
唐代大部分州县的布局都参照长安城的设计，只不过规模小了许多，虽然没有见过长安城的雄伟壮阔，鹿泉县城有十六坊，东西南北各有一条最宽的街道贯穿整个县城，县衙坐落在县城的北面，整个县城东西宽，南北窄，最宽处有四里，最短处也有三里。
鹿泉县中的坊市结构同样严整，坊是居民区，市为商业区，一般每座坊市县城中都有一个市，长安城中有东西两市。市内设有一列一列的“行”或“肆”，一般称有三十六行，七十二行，甚或三百六十行等等说法，同业店铺常集中在同一行或数行之中，对百姓进行交易。
后世的市场一词就是源于此，市场设有专职的管理官员，且有严格的管制规定。其后为便于对业界的联系和管理，设有“行首”或“肆长”，一般由县衙任命，也可能由行业自行推出再由县衙任命。
坊市制度到唐代末期已经松弛，到北宋中期以后就完全崩溃了。
坊市制度的起源是为了对城市实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兼有军事功能，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有利于加强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和控制的配套措施。
唐朝政府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唐后期草市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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