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辅良继续说：“对于商业的定性，古人早有定述。
《周礼?天官冢宰》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
对工、商业的分工，周人已有清楚的认识，《逸周书?程典》曰：‘工攻其材，商通其财’。
农、工、商三业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于是商人渐渐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
《史记?货殖列传》曰：孔子的门生子贡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官府为了阻止商业资本的继续膨胀，用政策来保护农民利益，可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可谓毫无办法！
司马迁也曾说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可以说，通过政令来抑止商贸发展，有如严禁土地买卖一样，已禁无可禁，不合时宜。
就目前而言，张掖所处境地较为矛盾和尴尬。
一方面，张掖发展农业的潜力巨大，优势也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张掖地方地多人稀，未开垦的荒地数不胜数，而且水利资源丰富。
但饶是这样，在一些汉人聚居区，土地兼并已是非常突出，而相当一部分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另一方面，张掖处于丝绸之路中间带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在从事贸易中获得巨利，而我们只能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隔山观景而已。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我们必须适应整个大环境的变化，由过去的单纯依靠农业，逐步向农商并重的方向发展。
允言兄刚才所言，不过是担心农人逐利，放弃土地一涌而上从事商贸易。
我以为大可不必担心。
何以这样说？
一是发展商贸一个漫长的过程；再者，我们所谓的商贸，是在官府掌控下的商贸。
你在裕隆兄刚才的介绍中就可以明白，所谓的商贸，其实农牧民只是属于种植加手工这个层级，所有的对外贸易仍然是由官府来垄断经营的。
再者说，即使是我们将来慢慢放开一些农民可以从事的商贸活动，要知道，能有心、有力从事这方面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
大多数的人还是会依附于土地，只不过是从形式上与以前相比有了许多的确不同。
因此来说，担心农民从土地上彻底剥离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卢纶躬身叹服，道：“先生就是先生，允言服矣！”
陈辅良又说：“对罗千兄所言关于收取利息一事，我想简单地说一说。”
贷，施也，谓我施人曰贷。所谓施人，即谓无偿地给与他人，这是三代时的做法。
西周以后，随着井田制的破坏，‘贷’具有了‘借’的内涵，此种借贷，需要归还。
春秋时借贷需还已属常事，但少有计息者。
春秋中后期，生息借贷逐渐增多，进到战国时期，借贷生息计利已成社会常态，还出现高利贷，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进到秦汉时期，借贷成为一种债务概念，被写进国家律令而合法化。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恢复三代之治，士人之所愿耳。
然当代世风日下，人伦颓丧，何人能挽狂澜于既倒？
我们目前所能做的，不过是将利息降至最低，将受惠人群扩至最大而已。
且赋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不收利息是两码事。
赋税，国之利器也，属公中之物；赊货人群，民之万一也。
若以公中之物唯独惠顾少数之人，岂非招惹世人侧目而引起众人效颦？
时日一长，其中必会产生墨吏与当事之人勾联，如此一来，又与损公肥私有何差异？
时也，势也，故我等不得不如此。
罗千兄所议，颇有古人之风。
这不仅是你之所愿，亦是我之所愿，更是太守大人之所愿也。
愿我等携手共进宏图大治，将张掖治理得清明有加，直追三代，不图青史留名，但愿心有所畅，如此而已！”
陈辅良的话引起了在此座诸人心底的共鸣，于是掌声四起！
掌声稍歇，陈辅良又道：“关于马伥所议赊货之要件及流程一事，请裕隆兄作答。”
钱丰站起身来，说道：“关于赊货购置农具的范围，既然刚才我在文中没明确界定，即凡是购置所有的农具都可适用这个办法。
诚如刚才罗千兄所议和永嘉先生所说，这是我郡有史以来出台的第一个这方面的惠民举措。
我们想将好事办好，让受惠民众尽可能的多一些，是以文中没有作出具体的界定
关于民众赊货的要件及流程，我们在这里也没有标新立异，而是遵循以往民众办事的惯例。
民众但凡有这方面的需要，个人提出申请，村里作保，乡里具结，即可向县里提报。
至于在县里的流程方面，我们正在研究。
总的想法是，县吏接到农民的申请后，先作审核，但凡是事实清楚，目标明确，申请款额合理的，能当场决定的须当场予以决定；
若是需要购置的农具较多，申请金额较大的，应在最迟不多于三日内予以审批放款。
农牧民的申请得到批准后，县里下放的款子并不是直接放到农牧民的手中，而是给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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