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陈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
他既不是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贵族将军，也没有李广、李陵那样的显赫军人世家作后盾。
他仅仅是山阳瑕丘的一个普通平民，祖上毫无功荫可袭，必须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努力打拼。
按照史书记载:陈汤年少时好读书，博学多识，写得一手文章，但因家贫时常四处向人借贷，偶尔欠账不还，同乡都因此鄙视他。
在汉朝都长安求官期间，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因此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才。
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之父突然去世。
做官心切的他没有按惯例奔丧回家，被人检举不守孝道，为司隶所究，小尝牢狱之灾，好不容易才被人给保举出来。
因其确实有才，他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
但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为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
出身卑贱如自己者，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边塞。
直到建昭三年，他终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顺的他总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机会。
必须说明的是，从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36年，汉王朝在对待谷吉之死的问题上，除了外交手段交涉外，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战争决心。
甘延寿、陈汤所领受的任务是到西域都护正常换防，所带领的仅仅是一支护卫军队，并非大汉王朝的西征大军。
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
在奔赴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
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后，甘、陈二人接触到关于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
郅支单于已经在康居站稳脚跟，且因驱逐乌孙之功，日渐骄横，气焰愈嚣张，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百姓几百人；
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五百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
还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
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
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制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昔日2师将军李广利初征大宛时领兵数万，尚且惨败还师，士卒仅余十之一二。
如今仅凭陈、甘二人手下的这点直属兵力讨伐郅支，显然不自量力。
为今之计，只有挥西汉在西域地区的制度优势——调集屯田戌防兵力，方能一击成功，但必须得到顶头上司甘延寿的同意。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
“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地区的屯田汉军，还集合了西域诸国出征召令。
一听说要讨伐郅支，15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那个被郅支单于多次攻击的乌孙。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与西域诸国组成的“多国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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