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说：“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谈一谈治理积弊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一些积弊。要想治理这些积弊，先得搞清楚这些积弊源是怎么产生的。
天下之弊源自哪里？人们往往把责任推卸给下边，其实不然。
比如选官一事。上古时代，礼仪修明，风俗醇厚，君主紧紧关闭上争名夺利的大门。
当时，天子身边手握官吏任免之权的人，公正任职，公平任人。所选之人，才能恰称其职；所任之职，官职正合其人。
四海之内，人才之外没有多余的官职，官职之外没有多余的人才。
天下的读书人，如果道德修养足够，官爵和俸禄就会自然落到他们的头上。
因此，为官者没有必要求助当政者，况且当时的朝廷与法度，几乎也没有他们可以求助的地方。
是以钻营者无处玩弄他们的心术，权贵者无处行使他们的特权，奸诈者无处施展他们的图谋，阿谀奉承者无处表现他们的花言巧语。
而后世礼仪废，风俗薄，名器滥，爵位轻，不再是官府搜求人才，而是下面的人开始到当政者那里去求取官职。
因此为官者多追名逐利，而耿介正直之士得不到重用。从这点来看，这些弊端源自上位者是毫无疑问的。
统治者用名利在上面引诱，却想禁止下面追求名利；统治者在这里用名利引诱，而在另一个地方却禁止人们追求名利。
这犹如用米醋来除掉蚊子、积聚腥膻的食品来去掉蚂蚁一样，即使天天用刑法惩治，也制止不了人们追求名利的行为。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
马腾叹道：“当政者责任重大。我这上任没有几天，就有许多人到我这儿来求取官职，要求照料。我则以情况不了解为由一概未允。
官职是朝庭重器，只能托付给名至实归之人，焉能私相授受？如果我开了这个口，以后后患无穷。这一点，即使是先生不说，我也会照样坚持下去。”
永嘉先生接着说道：“再有，从前周王朝衰落，齐、楚、赵、魏、韩等诸侯国的势力强盛，周王朝最终在秦国的铁蹄下灭亡了。
秦从分封制中汲取教训，于是夺取天下后改行郡县制。然而它的弊病是，当平民起来造反的时候，却没有谁出来制止：郡县的官吏对此熟视无睹而没人敢于过问。于是秦朝灭亡了。
汉朝兴起后，统治者又从秦朝统治者孤立无亲这一弊病中汲取教训，分封同姓子弟以镇抚天下，天下仅设立十五个郡。
但是没过多久，七个同姓诸侯国生动乱，几乎危及汉朝的政权。
自文、景、武、宣等各位皇帝以来，统治者又从同姓诸侯王作乱中汲取教训。限制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减少诸侯国的官吏并限制他们的权力。
诸侯王只能从封地中获取衣食租税，不为士子平民所尊重。那么朝廷和同姓诸侯王的权威都衰微了，皇室支庶子弟和王室支庶子弟都削弱了，而奸邪之人无所忌惮，若长此以往，汉朝焉能不亡？
治理积弊，不能出现偏颇，否则其后果将更加严重。前汉崇尚宽容忠厚，这是接受了秦朝凶暴残酷的教训。
然而这样做的弊病是，使人们的性情柔和而缺少进取心，因此当权臣篡夺国家政权时，没有谁出来抗争。
后汉崇尚名誉和节操，这是接受了西汉的教训。然而它的弊病是，终究导致人们掩饰真情而标新立异，从而酿成了党锢之祸。
唉，纠正错误却过了允当，汲取教训却导致政治上的严苛；往日纠正错误时的称心如意，结果步入了来日后悔的境地，以致出了悔不当初的感叹！
这就象庸医给病人用药一样，病是由热引起的，就用天下最寒的方剂泻热；药物的寒性又给病人添了寒病，便又服用金石一类的烈性药物，以反寒为热。寒被止住了，而热又生了，药物造成的病患又作了。
因此只有真正的治国之道，才能做到公正而无偏颇。
纠正错误，却不失于中正；惩戒祸乱，却不急于治理；安心遵守儒家的礼法道义，并且不反复无常；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且不夹杂个人的好恶。
如此一来，天下的弊病就象是相互抵消了，而祸患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大概只有君子，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君子，才能理解这一点。
智慧只能察觉某方面问题的人，隐患往往潜伏在他所觉察的问题之中；权力用于矫枉之人，祸乱往往因为矫枉而过正。
世上之所以多事，统治者常常觉得智慧和权力不够用，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智慧和权力啊！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马腾说：“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偏颇，一是统治者不具备治国之道，二是没有抓住根本。
不具备治国之道，其出点就有偏颇，以偏颇去治理偏颇，岂不是偏上加偏？要是还没有察觉事情的根本之所在，就贸然出手，恐怕不仅仅是偏颇就能形容的了。”
永嘉先生道：“确然如此。有人常说：‘革旧布新，只要符合道理，即使违背人之常情，也不要担心犹豫。’
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合人情的政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不如在行事时，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觉察出来，这样人民就不会怨天尤人，社会也不会动乱。
战国时，楚人不愿意养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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