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说：“将军，我先请问一下，人们在狩猎的时候，并不总是把圈中的猎物围死，而是留下一个缺口；
统兵大将在围城的时候，一般用‘围三阙一’的办法。请问，这是为什么？”
马腾答道：“狩猎不围死动物而留下一个缺口，是为了让猎物有所逃遁，以防止它们暴起伤人。
猎物沿着一个方向跑，人们在后面追，可以更有效地获得猎物。
同样，攻城的时候不围死城郭，留下一个城门，是为了瓦解敌人的斗志，避免他们誓死决战。
这样，既可以减少自身的伤亡，也会更快捷地夺取城池。这两种做法，其目的实际上是一致的。”
永嘉先生微笑着说：“说的好。关于官与民的关系，我崇尚一个官爱民、民亦爱官的社会。而上古时代，官与民是情相通、意想协、欢欣怡愉的，情同父子。
我非常喜欢《诗经》这部书。
每当我读到《七月》这一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官吏和百姓之间的那种现在难以想像的感情，那真是相亲相爱、和乐平易、慈爱和善，没有丝毫不和谐以及格格不入的情态。
诗中说：‘夏历正月就要修理农具，二月便举足下田。同我的老婆孩子，送饭到田里，管理生产的农官很高兴。’
又说：‘春天来了，白昼开始长了，采了很多白蒿。采蒿的女子好悲伤。’那种情态也可以想见的了。
诗人认为尚未尽情，又说：‘七月伯劳鸟叫，八月开始纺麻。又是黑色又是黄色。我用鲜红的绸缎，为公子做件衣裳。
四月植物结子，五月蝉鸣叫。八月收获，十月落叶。十一月猎取狐貉，用那狐狸皮，为公子做件皮大衣。’
纺麻为自己做衣裳，而公子却用黑色黄色的丝织品；用貉子皮给自己做皮衣，而给公子做的皮衣却用狐狸皮。百姓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却这般地爱戴他们的官吏。
这个时代做官的人，从容不迫，无拘无束，能够尽情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做百姓的，勤劳朴实，谨慎忠厚，能够安身立命。
即使有个别凶暴乖戾不近人情的人，由于大家都能和谐相处，因而也不愿意仇视上面的官吏。
大概自从秦国的商鞅开始变法，官与民的情感便疏远了。
这时候的官吏们看见百姓，心怀戒惧，如同看见了他们的仇敌一样；而百姓也借机尽情地泄他们对官吏的愤怒。
大概到了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时候，郡县的官吏便屠杀百姓的父母，残害百姓的子女。
他们凶暴傲慢，残忍恶毒，借天子的法令，来助长自己凶狠气焰。等到刘邦、项羽、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怒不可遏向郡县官吏捅了刀子的百姓，是不计其数的。
这是当时形势造成的，有不得不这样的客观因素。对这样一种境地，你如何看待？”
马腾说：“且不说三代之美，即令是文帝之治，这种境地已经一去几百年。我能重现这种境地吗？我怀疑我的能力。
对待百姓，我相信我可以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因为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之子，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也了解一些。但能做到什么程度，我无法想像。”
永嘉先生高兴地说：“将军有如此心愿，便是张掖百姓之福。
人在做，天在看；尽人事，看天命。刚才我说过，如能长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必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将军，我看好你！”
说到这里，永嘉先生话题一转，叹道：“诚如你刚才所云，这种境地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
以前，官与民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是和谐的。但到了后来，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提出了‘牧民’这个概念，从此就把老百姓当成了牛羊一般。
古代用兵作战的人，都懂得对被包围的敌军，不要阻击堵截；对于陷于绝境的敌人，不要追迫得太急。
不是这些敌人堵截不住、追赶不上，而是如果进一步追逼这些已经陷于绝境之敌，便等于告诉他们已无生还的希望，从而增加了他们的仇恨。
阻击堵截已被包围敌人，他们就会作困兽之斗，从而增加自身的伤亡。打仗如此，治政也是如此。
从前秦穆公赦免了盗窃他马匹的岐山百姓三百多人，还赐给他们酒喝；后来在秦晋韩之战中，从大难中救出秦穆公的，全都是那些盗窃他马匹的人。
郑国的当权者子孔作载书，但住在城里的那些士大夫不听从，子孔准备杀他们。经子产劝说，子孔烧掉了载书，郑国的百姓因此才安定下来。
盗贼是不应该放纵的，给他们喝酒，更是助长恶行；载书是用来治理百姓的，烧掉它更是常理所不允。
然而秦国和郑国却从中得到了好处，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因为，背上了不能宽恕之罪的人，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幸事；蓄积着满腔怒火想要泄的人，只顺服于没有斗争氛围的感化。
那些小人做了坏事，知道自己背上了恶名，更知道自己是不可赦免的。
正因为如此，如果说赦免他们，他们还会感到内疚，也许可以改过自新；但如果粗暴地对待他们，他们就会自暴自弃。
做为统治者，若没有耐心去慢慢地等待他们转化，只是一味地搬弄法律条文，罗织罪名，让他们继续顽固不化下去，那么，难道责任仅仅在小人身上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统治者促成的。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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