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又说：“作为一个当政者，不论是一国之君也好，还是一方牧守也罢，没有一个不希望他的国家或辖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往往会走向反面，甚至是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使他经常担心的事情，并没有造成国家或社会的动乱和灭亡；而造成动乱、使国家灭亡的，却常常是一些他平常没有考虑到的事情。
我们且以大汉为例。
在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天下已经平定了。当时刘邦所忧虑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而已。
这四个异姓王，都未能到汉高祖时代结束，便一个接一个地覆灭了。
等到生了吕后的祸乱，还算是异姓祸乱。
韩信等人没有想过的事情，吕氏一族开始想了；韩信等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吕氏一族开始有意识地做了。
但吕氏一族的祸乱，还只是波及统治者上层，对下层社会几乎没生什么影响。
而等吕氏被消灭以后，吴楚七国这几个刘姓王的动乱，则差点使大汉王朝亡国。
当韩信、吕氏这些异姓王的祸患存在的时候，刘姓王们惟恐同姓诸侯王不兴旺强大；然而到了刘姓王动变乱的时候，他们的危害又远远地过了异姓王。
等到了汉文帝、景帝的时候，以为异姓王已经不复存在，刘姓王等诸侯也已经分裂衰弱了。
就在这个时候，来自匈奴的威胁成了汉朝统治者的心腹之患。于是当政者开始认为天下的忧患只在匈奴了。
等到了汉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的时代，诸侯王已经不值得忧虑了，而匈奴又分裂衰弱，并向汉朝臣服了。
对汉朝有威胁的外患一个个消除，当政者开始以为天下无事了。
然而最终造成前汉王朝灭亡而又不可挽救这一结局的，却是他们不曾考虑到的外戚王莽！
汉光武帝刘秀称帝以后，前以韩信、彭越这些异姓王的祸患为鉴戒，中间以吴楚这些同姓王的变乱为鉴戒，而最后又惧怕出现外戚王莽那样的祸患。
于是把所有的将领都封为诸侯，但不委任具体职责；裁减了同姓王的封赏，并且废除了三公的权力。
光武帝以为他这样做，就可以把前代留下的社会弊病全部除掉了。
然而等到后汉王朝衰败的时候，宦官这个以前不曾起眼的类群慢慢崛起，他们手中的权力急剧膨胀起来，于是党锢的灾难便生了。
士大夫们在相互交谈中，都是握拳切齿的，认为皇帝一旦杀了宦官，解除了党锢之禁，天下便可以太平无事了。
可是将来的事情，谁又能知道呢？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马腾想了一想，说道：“我觉得他们这些当政者就像是救火的人一样，哪里遇到险情就往哪里跑。
这样手忙脚乱，摁下葫芦起来瓢。这样看上去很忙，却没有一点章法。
就象我去年带兵到塞外打仗一样，一开始说是匈奴来犯，但实际上是三股敌人，南匈奴、北匈奴、鲜卑。
这三股敌人虽称一支部队，但里面也有分别。
北匈奴莫奕于的力量最大，鲜卑步度根的力量次之，南匈奴且渠伯德的力量最小。
事后我琢磨起来，一开始我把矛头针对鲜卑步度根是对的。
先把他打痛了，然后再争取他，通过他来牵制莫奕于和且渠伯德，这样就能各个击破，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虽然我这样做只是一种巧合，但若是我当初不分青红皂白，用一样的劲对付他们三个的话，别说是取得那样的战功，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都还两说。
我觉得刚才先生讲的故事，或者说举的例子，问题在于那些当政者没有抓住关键，没有取得主动，老是被眼前的事情一个个牵着走，这样就很被动了。先生您说对不对？”
永嘉先生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道理。春秋时，卫国生了动乱，孔子在谈到解决之道时，曾提出要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却受到了子路的讥笑。
鲁国生灾荒，孔子的学生有若到鲁国后，曾提出要实行周代的十分抽一的税率，却遭到了鲁哀公的反对。
卫国政局的混乱，好象不是靠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能治理的；鲁国的灾荒，好象也不是靠减轻税率所能解决的。
然而要使国家没有灾荒和动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比得上这两种措施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种措施取得的社会效益是长久的，百姓得到的实惠多而且不易觉察出来；这两种措施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国家政治修明而且日益兴旺达。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利国之道，孟子却用行仁义之道回答他。
《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作战，庄公却用认真审判处理案件回答他。
行仁义之道不是直接用来利国的，审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来为作战服务的，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然而古人既然这么说、这么做，一定有他深刻的道理在。
我们细想一想，按照天下的常理，没有仁孝之人遗弃他的亲人，也没有忠义之士置君国大事于不顾。
统治者若以功利为目标，人民就会象一盘散沙一样去追逐个人的功利，而统治者最终也不能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应该是觉察到了这一点。
牢狱是犯人送死的地方，战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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