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说：“太守大人，您说前一段时间进京晋见皇上，想必对京里人事有一定了解。您可听说过所谓‘八友’、‘八顾’、‘八骏’之名？”
马腾赶紧谦虚道：“先生，您别这样称呼我，您叫我寿成好了。这些人的名字，我在京城的时候有所耳闻；回来后，刺史大人又专门给我说了这些人的情况，不知先生有何赐教？”
永嘉先生说：“那么你听说了以后，对此有什么看法？”
马腾说：“我对这些事情了解比较肤浅。我只是觉得，宦官一党太过嚣张，儒士一党过于坚执，而皇上又太过可怜。”
永嘉先生呵呵一笑，说道：“宦官，不论是先秦的赵高，还是后汉的十常侍，本是下贱杂役之人，一朝权柄在此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横征暴敛，为害朝庭与社会，实是一大痼疾与毒瘤。儒生饱读圣贤之书，本应秉承天道，惠泽万民，现在出现如此种种个小团体，虽说也有与宦官分庭抗礼之缘，但毕竟有违圣人之道。就朝庭目前情势，不论是宦官，还是士大夫，已都成了官场中人。两者不同的是，宦官要求的是利，而儒生要求的是名。无形之中，作为朝庭的两股最大的势力，均已身陷名利场中了。今日，宦官我们且不去说他，单说一下这些儒士。”
马腾道：“噢，先生有何教我？”
永嘉先生说：“人若求名，必被名声所累。
你想想看，如果全国上下都是儒士，那么儒士的称呼就没有了；如果当官的都奉法守职，那么循吏这个名词就不复存在。
同样，如果作子女的都孝顺，作臣下的都忠心，那么忠臣孝子的称呼就听不到了。
我曾读过深厚质朴的虞、夏之书，了解当时朝廷和各州行政长官的立身行事。
读过博大精深的《商书》，了解了伊尹、伊陟、傅说等人的立身行事。
读过义正辞严的《周书》，了解了周公、召公等人的立身行事。
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儒士，可当时人们并不称呼他们为儒者；他们都达到了奉法守职的良吏标准，可当时人们也没有把他们指作忠臣孝子。
从京都下至乡里、地方学校之间，没听说有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之人。山林和草泽等偏远地区，也没听说有避世隐居之人。
自从鲁国人以儒者相称，儒道在周代就开始衰微了；
自从郑国的子产、楚国的孙叔敖以奉法守职的官吏闻名于世，官吏的政绩在春秋列国时就开始衰弱了；
自从伯夷、柳下惠以志节高尚而显名于世，天下的事情就开始出现崇尚偏颇的弊病；
自从长诅、桀溺这些人以隐士的身份经常往来于山林草泽，怀才隐迹在渔民和樵夫中间的，就大都是避世隐居的人；
自从伍子胥因忠于吴王而在吴国受到赞誉，曾参因孝顺父母在鲁国受到称颂，忠臣孝子就寥寥无几了，就象天上参、辰两颗星遥遥相望一样。
士人若以一种品德在他所处的时代获得美名，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在他那个时代缺少的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说前汉有‘儒林’、‘循吏’的美称，并不是前汉时的好事；后汉有‘独行’‘逸民’的美称，并不是后汉时的好事。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在社会风气比较淳厚的时代，每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差不多，回顾四望，并没有什么值得可以特别称颂的德望。
而社会上一旦出现了一些人人称扬的美名，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风气、人们所处的人文环境比较轻浮，所以才显得这个人比较特殊、高大。
在《诗经》中，有周初几位帝王所作的《雅》诗，然在序言里并没有特别评论它的完美。
在《易经》中，最兴盛的卦象，爻词中也没有特别提到其中所蕴含的所谓吉祥。
这两个方面，虽然文字不同，而它们的意蕴却同出一源。
这个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天下的事情，美名出现在社会风气轻浮的时候，而德望消失在社会风气淳厚的时候。
当天下美与丑相互对照、善与恶相互排斥的时候，可以观察每个人的表现，从而评论他们的立身行事。
那些有地位有德望的人处在纯洁、完美、最公正的社会环境中，不是靠说教，而是靠行动，就足以使世世代代的人深受感动。
他们的思想境界博大深邃，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
当时的人们，即使是想授予他们荣誉称号，从而歌颂他们、赞美他们，又怎么能办得到？
《诗》三百中，哪怕是一首极平常的诗，《毛序》无不赞美；而周成王所作《雅》诗的序言，偏偏没有赞美之词。
这并不是因为成王的《雅》诗不美。
《周易》的各卦卦象，一般说来，每当有所受益，无不称‘吉’。而‘乾’卦的六爻辞，偏偏不提‘吉’字。
这并不是因为‘乾’卦不吉利，而是由于它的卦象体现了最高尚的道德，是一般人不能描述的。
因此，什么都有，‘有’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正是有没有的时候，‘有’的意义才开始出现。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马腾说：“我临进京前，师父曾要我经常温习《道德经》。我记得《道德经》中有一段话，似乎与先生讲的十分契合。书上是这样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先生，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永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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