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位诏书什么的，此时的皇帝自是不可能去想的。
毕竟现在的大顺看起来正值烈火烹油的盛世，别说听起来吓人的退位诏书，甚至于皇帝还在琢磨着折腾折腾搞个兴周八百年的美梦呢。
至于说继续延续变法、发展工商的构想。
对于大顺朝廷而言，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画条线分开内外，一边小农传统、一边沿海工商。
无非就是，脑子清醒一点，知道哪个是基本盘、哪个只是个财政工具；哪边技能载舟亦可覆舟、哪边则可能是尾大不掉、甚至绑架朝廷而已。
至于说什么叫基本盘。
并不是说，这些人熬熬叫着，坚定支持大顺朝廷、能到王朝末期自己去保卫大顺，才叫基本盘。
而是说，赋税、稳定、劳作、兵员、劳役，这些在统治下可以贡献力量的，才叫基本盘。
对于一个几百年间，只要自耕农稳得住，那么朝廷就盛世；只要自耕农活不下去，朝廷就完犊子的历史而言，到底谁是朝廷的基本盘，朝廷心里是有数的。
可能说，关于小农问题，皇帝所担忧的，和刘钰所但有的，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但在形式上，两边又是有一定共同语言的。
在大顺即将开展货币改革的节骨眼上，如何防止“货币易得区”，通过统一的内部市场、统一的货币，以及耕地的自由交易，从而导致出大事这件事上，两边大致都认为是要进行金融管控的。
关于货币改革、以及后续的圣西门主义的银行实业思路，肯定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
以后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有个所谓的“金融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即，资本的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
这三者之间，最多只能选俩，而不可能三个都要。
在大顺的这场货币改革之前，大顺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的流动自由。
历史上，一群在扬州卖盐的陕西人，可以带着资本炮回陕西，入川，控制了川南的盐业，并且在川地开当铺放高利贷放的四川本地人暴动要把陕西人赶回秦岭以北……
历史上，一群在沿海贸易、或者盐业贸易中赚到了白银的人，返回祖籍，疯狂买地，都能直接把当地低价拉高五六成……
历史上，一群靠着对外贸易掌控了白银发钞权的人，带着白银直接操控产茶区的铜银兑换，从而以极低的白银计价拿到了一大堆的茶叶……
你要说这都不算资本的流动，那肯定是不对的。
至于说，另外两个三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
只能说，数百年间，发行货币发行到回收铜钱熔铸成铜再卖居然有的赚的货币“发行”能力，其实压根就没有什么货币政策。
而汇率稳定……更是动辄搞出“钱贵银贱”、“银贵钱贱”这样大波动；欧洲的战争、甚至南美的起义，都能直接影响到本国的货币兑换的现状，那就更别提什么汇率稳定了。
站在这个后世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的角度来看，大顺的这一次货币改革、以及随后的限制向内流通、户籍买地、以及银行政策等，实际上等同于在货币政策上要动大手脚。
要扔掉原本的资本的流动性。
转而，依靠货币改革，要拿回来“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这几百年间，朝廷当然不是第一次尝试触摸“铸币税”这玩意儿。
铜钱有没有铸币税，这个真不好说。没听说有收铸币税，能收到把铜钱熔铸成铜再卖钱，居然有得赚的铸币税；也没听说为了货币稳定，需要贴钱给大商人去日本贩铜的铸币税。
宝钞倒是大概可以算铸币税，但就是税的有点大，税崩了。
故而大顺这一次才吸取了教训，之前西班牙银元已经在广东、广西、福建大规模流通——历史上，满清雍乾年间，就有不少留存后世的地契交易，用的就是西班牙银元了——的现状下，朝中不少有识之士就提出要废两改元，建议铸币。
但最终，还是考虑到手里的金银盘子不足，只怕是办不成，便一直压了下来。
直到现在，金银盘子充足了，这才算是要准备搞货币改革了。
既然说，货币改革，从后世经济学的角度，大顺的思路是重构那个金融货币政策的不可能三角，扔掉原本的一角转而加固原本没有的两个角。
那么，不得不说，圣西门主义的实业银行思路，恰恰是非常合适的。
老马当初评价过，说【（打着圣西门实业社旗号的那种动产银行）的目的，显然是在用同商业银行的运营完全相反的方法，对资本发生作用】
【商业银行……使固定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
【而（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限制资本的自由运用】
【例如，正常的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现代的几乎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但这样的机构，它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把国内的借贷资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炼铁厂和其他工业企业……】
当然，股份制用于实业发展，一方面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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