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说的务本，是另一回事。是说通过外部的棉花大量倾销输入，消灭本地的种棉产业，使得本地百姓种棉无利，不得不种粮食。而种粮，也就意味着还会继续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贷的形式。”
“而继续保持收租子、放高利贷的形式，又让外地货物涌入本地，使得地主想要维系原本的生活，不得不加重租子。这就会迫使佃农愿意接受迁徙。迁徙之后，这才叫……务本。”
“务本的本质，是增加生产。贤良文学或许可能认为，贸易不会增加生产，所以非要说他们懂经济，务本就只能这么理解。”
“将这里的百姓迁徙到人少地多之处，是不是增加了生产呢？那么，怎么能说这不是务本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务本的理解。”
“本地多种粮食，粮价则低，粮食便多。朝廷以类均输之法，以江南之财币，收本地之粮。”
“以工代赈，于农闲时候，多兴水利、道路等工程。”
“使得每个百姓所能创造的财富增加，宏观上水坝、运河、灌溉渠、道路等，都是财富。这也是一种务本。”
“至于朝中守旧之臣所言的‘务本’。那不过是得其形，而不得其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种粮食这个形，就是本……”
“他们既非要这么想，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务本。总归，此时于谁而言，都可以理解为务本，那不是说只有利而无弊吗？”
“站在桑弘羊、管夷吾一边的，觉得此事大利。湖北的橘子，确实可以卖到京城了。”
“站在贤良文学一边的，也会觉得此事大利。”
“既如此，便有利而无弊。”
太子明显能听出来刘钰是有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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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刘钰在没有隐藏自己立场的情况下，站在了对立面的角度，嘲讽之余，还阐述了一番站在对立面的视角下一样有利的说辞。
皇帝既是让太子来听其“所以然”的，对于这里面的东西，仔细思索之后，问道：“之前父皇说，应师夷之长技。这夷之长技，多由国公带人编纂，多化用先秦两汉之经济手段，予以阐释。最多也就追到了永乐帝遣三宝太监下西洋，垄断香料之利，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比较。”
“刚才闻国公之言，说要倾销棉纱棉花……是不是，国公所言的‘务本’，其实担心出现类似夷人圈地运动之事？”
“若棉贵，则驱佃户，而收土地种棉，得利颇丰。致使百万佃户为流民，而乱中原？”
“国公之‘务本’，可有这个意思？”
这些东西，朝中读过的人多了去了。
只不过，负责编写这些东西的人，是刘钰。
他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的三观，所以不会朝着什么“民族性”、“平凡而伟大的气质”、“宗教的优越”、“文化的优越”这些扯犊子的方向上去搞。
而是很标准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观，联系先秦两汉的诸多学说，把事情从物质的角度去解释。
太子问出来圈地运动的事，刘钰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殿下多虑了，此事断不可能发生。我说的务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太子加重语气道：“断不可能？”
“断不可能！我说的务本，于此毫无关系。”
“既说师夷长技，那么圈地运动无非三件事。”
“其一，确定地权，公地、私地之分；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私人占据。这些事，自秦汉时候，再到宋，已然完成。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体土地。我在松苏搞盐政改革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宗族的草荡，至少他们非说是他们的，但顶天也就这样了，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
“其二，养羊，卖毛，而供纺织之用。本朝得南洋，下锡兰、闯关东。棉花、亚麻等，皆不缺，何需本土圈地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或者种粮食，卖给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可问题是南洋米辽东麦，已经叫人哭着喊着谷贱伤农了。”
“其三，为兴工商，必要廉价劳动力。本朝不圈地，一年流民何止百万，难道缺从事工商之劳力吗？我在松苏变革，单单一个商路改变，至少二十万岭南脚夫失业，只五岭西江一地，流民般的廉价劳力不下二三十万，缺吗？”
“既然这三项，并无长处可学。那么，反过来说，南洋印度之棉，极其廉价，中原种棉无利可图，那么圈地种棉的意义何在？”
“若为种粮食卖钱，工商业最兴盛之地，方需大量粮食，然而南洋米、辽东麦，乃至朝鲜米，都比河南的粮食便宜，即便一个价，加上运费那也便宜……那圈地种粮，也无利可图。粮食总得卖出去才是钱。”
“除了粮食、棉花、亚麻等消耗量大的东西外，还有啥东西，能值得大规模圈地以致影响千万人？”
“况且地租本高，又有高利贷压身，又可驱使佃户如农奴，种啥玩意儿能比这个利润更大？”
“若说本朝唯一像圈地运动的地方，也唯独就是淮南草荡。但其三意，也不过得其二而已。淮南圈地，是为了明确产权，将国有的草荡私有化；是为了种棉，利润更高。但也不是为了制造廉价的流民劳力而入城市。”
“所以，圈地三意只得其二，这已经是最像的了。还非得天时地利的苏北草荡荒芜区才可。”
“只要朝廷允许原棉、棉纱、粮食、油料等，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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