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坏二分的价值观有用吗
现在我们虽然弄清了坏人之所以是坏人的原因，脑袋清醒的时候恐怕所有人也都知道好坏二元对立是过于简单的判断，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要问，为什么人们要建立好坏二分的价值观呢？这，当然也是津巴多的问题。
在津巴多看来，这种好坏二分的价值观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世界。要知道，现实世界是很复杂的。我们小时候考试，做判断题，有对错两个选项；做选择题，大不了a,b，c,d，e五个选项。但现实世界可不得了，那是无数种可能、无数种选项，如果没有一种简化机制，人们要怎样面对，并且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世界分成好的和坏的。说白了，也就是分成“我要的”和“我不要的”。要的，就亲近；不要的，就远离。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并非出于恶意，我们往往还会本能地判定那些被我们认定为“坏人”的人，是“天性如此”，也就是无药可救。
而我们建立好坏二分的第二个心理机制，则是可以让“好人”——也就是我们自认为的自己，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免责”。好人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还是以岳飞、秦桧为例，只要我们都认定秦桧是坏人，那么整个宋朝的覆灭，都和我们没有关系。直到今天，秦桧的塑像还跪在杭州的岳王庙。记得前几年有个雕塑家想要帮秦桧站起来，生生被社会舆论给压回去了。
除了这个问题，还有那些扮演囚犯的人，他们又不是真的犯法，为什么要甘于受压迫呢？不得不说，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里都有对权威的崇拜。说得好听点儿叫“服从”，说得难听点儿就叫“奴性”。为什么说这是我们的基因里的东西？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人类还是类人猿的时代，就是谁强硬谁说了算，谁要是敢不服从，那就弄死谁嘛。所以，有不服从基因的人，最早就被杀死了。那些只有服从基因或者能够假装自己有服从基因的人，才能存活下来。要知道，人类的这套“丛林法则”运转了成千上万年，这种对“反抗精神”的清洗持续下来，到现在沉淀下来的奴性是很自然的。反而是没有奴性的人会显得很古怪。所以，你说人要找寻内心的自由，难不难？
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世界观，建立日久，是很不容易转变过来的。但是，套用那句伪造的情诗的格式来说：你转变，或者不转变，世界的真相就是那样，不好不坏。好坏对立，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应该被颠覆掉的常识呢？而现在，终于可以回头说说为什么我们《原来酱紫》节目要提出“颠覆常识，寻找共识”的口号了。
共识为什么重要
话说有一次，我和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林毓生教授谈话。我问他，早年在美国求学时候的种种小故事如何如何。他告诉我，有次他去找一位老教授求教问题，人家老教授听完，连回答都不回答，直接问：“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这种时候，恐怕只要心智稍微不正常一点儿的人，立刻就会觉得一连串的受歧视感喷薄而出。可是，林毓生教授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你不回答就不回答呗，大不了我回宿舍自己思考就是了。很快，林教授就知道教授不回答他问题的缘由了。林教授对我说：“在美国的学院，很多共识的问题大家是不谈的。”林教授这话，那真叫醍醐灌顶，突然让我看懂了今天的现状。
我们随便打开网络看一看，恐怕从古至今，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声喧哗。就我的观察，无论什么热门话题一出来，很多人首先不是看立论推理过程什么的，而是直接看结论，分成左中右，比如只要一说美国好，那就是汉奸，然后吵得不可开交。每天，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在这些无聊的争吵上。如果我们不这样，而是拧成一股绳，那该多好呢？所以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想办法，为这个社会把脉、开药方。
这几年，很多人都说社会缺乏常识。但你去看看网上网民的言论，就知道他们不是没有常识的。还记得前面那个对常识的定义吗？“一般人所应具备且能了解的知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具备了应该具备的知识，说白了，人们不是没有常识，而是各有各的常识。这些各自的常识早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甚至发展到“成见”的地步。你看看网上那些人，谁会妥协？我还记得，前不久浙江大学的苏振华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就说到，他上了这么多年网，最大的体会就是：自己没办法说服任何人，任何人也没办法说服自己。看完那篇文章，说实话，我都有点儿开始怀疑网络是不是公共空间。因为根据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公共空间里讨论问题，真理应该越辩越明才对。这时候，你会知道，常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需要常识，我们需要的正是林毓生教授口中的“共识”。我对“共识”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共同的常识”。只有我们放下成见，颠覆常识，获得共识的时候，才能坐下来好好聊天。
在过去，共识是很难建立的。权力至上的时代，只有掌权者灌输下来的共识，从来没有民间的共识。但《路西法效应》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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