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了旧党不说，章惇等还在哲宗面前挑拨，说高太后“老奸擅国”，应该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这一点，哲宗倒是没有赞成。
事实上，在赵煦即位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更加激烈化，大宋王朝一步步迈向了深渊。
“元祐更化”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司马光等人标榜“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打算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焘、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退避忍让的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其间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频有发生。
李唐统治时期，吐蕃极盛一时，直接构成了唐朝政权的重要边患。唐末五代，由于多种原因，吐蕃势力逐渐衰落。它的东方部族则以西凉府、河湟青唐为中心，散处在今甘、青一带，各成部落，互不统属。然而，在北宋统治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吐蕃前后也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面对周邻的北宋、夏、于阗、瓜沙、南诏诸政权政治动向和军事力量的消长，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态度，以求自身政权的存在和巩固。
五代以来，中原经济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只有依靠南方六路的物质财富，才能弥补财政的困乏，这是恢复全国统一的先决条件。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为了避免来自北方契丹的干涉，实行“先南后北”的策略，为了配合这种策略的实施，宋初对契丹乃至西北诸民族，大体采取和守安定的政策。
由于吐蕃种落散处甘、青一带，大的数千家，小的百十家，各有部落首领酋长，不相君长，在政治组织形态上显得十分落后，对宋无法构成威胁力量，宋廷对其采用恩抚政策。这种抚绥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吐蕃与宋政府的友好往来。
北宋中期，吐蕃民族政权与宋政府的良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双方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共同对付西夏。当时吐蕃诸部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西凉府潘罗支。由于西凉府地处河西冲要，扼中原陆路之咽喉，而且水草丰美，马壮兵强，成为西夏李继迁进攻的目标和西夏南下的障碍。李继迁对潘罗支政权不轨用心也早有察觉。由于吐蕃与宋共同利益的驱使，潘罗支于咸平四年闰十二月致书宋边将李继和，请求与宋联合一起攻西夏。可以看出，宋蕃之间的政策，从宋朝角度出发，完全是建筑在制服西夏、保护马源和粮道供应这三个因素上。从吐蕃方面看，首先是免遭西夏控制和掠夺，其次是卖马于赵宋。这完全是双方从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的实际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后来，西夏李德明受宋招抚，宋廷贪图苟安，对西夏必将向河西发展扩张领土的用心，置予不顾，致使西夏争夺河西，西凉府终被西夏攻破，厮铎督南退河湟、依附青唐，使得西夏势力猛长的局面。
吐蕃唃厮啰势力崛起于青唐邈川一带，领土甚广，居宗奇城，与西夏李元昊对抗。唃氏自真宗后期，开始成为北宋的联合对象。吐蕃唃厮啰政权希望与宋和好，可望获得大量货物，而宋则可获贡马。赵宋政府为了达到钳制西夏、获取战马这二大目的，又用封官加爵为诱饵，笼络唃氏等吐蕃上层人物。仁宗时，唃氏累加恩兼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又加阶勋检校官、功臣、食邑，赐器币鞍勒马。这种局面保持多年。
西夏李德明死后，其子李元昊继立，积极向吐蕃发展，以图解决来自唃氏的侧背攻击，在仁宗景祐二年大举进攻唃氏政权，结果大败而归。景祐三年，李元昊南侵河西诸地，拓土三千里。宝元元年，李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起西夏国。
宋廷大为震惊，再度重视吐蕃力量，加封唃氏为保顺军节度使。同时又遣左侍禁鲁经持诏谕唃厮啰，然而，之后宋军与西夏在好水川、定川之战中，唃氏帮忙不多。而好水川、丁川战役的失败，迫使宋廷对西夏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
即使如此，吐蕃在当时联宋反西夏的斗争，仍有相当的牵制作用，亦多少有利于赵宋政权的安全。唃厮啰在英宗治平二年死去，他的继承者董毡，仍然执行其父联宋反夏策略，与宋保持和好，仍然不断将战马供给于宋朝，宋则给予大量的回赐，并对董毡等吐蕃领袖封官进爵。董毡曾多次打败西夏军队，使西夏对河湟地区的开拓受到一定阻挠。
由于多种原因，宋蕃关系逐渐恶化。就吐蕃而言，内部出现矛盾，诃氏三子各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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