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知道这玩意其实是由“白水猪杂碎”演变来的。
知道“炒肝”的创始者本是创业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会仙居”。
知道当年是大记者杨曼青出主意做公关，才捧火了“会仙居”的炒肝。
还知道民国22年（1933年），借“会仙居”第三代传人闹内讧之际，它斜对面的“天兴居”后者居上。最后不但把“会仙居”给干趴下了，1952年还把“会仙居”给吞并了。
而从此至今，这京城的“炒肝”，也就首推“天兴居”为正宗之源了。
这个“第一”的名头可不是白占的。哪怕是在这样的年月，别的地方炒肝买一毛钱一碗，“天兴居”靠着首屈一指的味道和制作工艺，都能卖两毛钱一碗。
还别看这么贵，还照旧是人满为患。每天熬的七锅“炒肝儿”，一锅能卖一百三十碗，不到九点钟，准告售罄，晚一步都吃不着。这就是差距！
可能说到这儿就有人感到奇怪了。会问，“这么牛的老字号，那怎么会有洪衍武和陈力泉的位置呢？能让他们两个强劳过的人来上班，那李主任的面子可够大的！”
嗨，这事儿也得两说着。
怎么呢？
一方面“天兴居”的名气大是不假。可它出名儿也只是出在这碗“炒肝”上了。
这东西，京城人是当早点吃的，配着点包子或烧饼、火烧，可不能当正餐。所以说破了大天儿，这“天兴居”本质上就是一个大点儿的早点铺。
店堂四五十平米，也就摆十来张桌子，比普通小饭馆大点儿不假，但和“京城烤鸭店”（聚德全）、“齐鲁餐厅”（便宜坊）这些老字号一比，可就相形见绌了。
说到实际的经营状况，除了早上六点到九点，热闹不到仨小时，其余时间顾客寥寥无几。
也就中午还兼营点炒菜、炒饼、蛋花汤之类的简便午餐，应付几个逛前门只求填饱肚子的外地旅客。
至于晚上那根本就别想了，鬼影子也没一个。所以也就不营业了，一过下午两点，直接上板儿关门。
另一方面呢，“天兴居”现在也确实是急缺干活的人手。而这就得说到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了。
原来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天兴居”从“运动”时期起，招来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
就这帮小青年，无论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共性是干嘛嘛不灵，吃嘛嘛香。还都打骨子里就看不上服务行业，颇有些自觉龙游浅水、大材小用的委屈。
打上班的头一天起，他们就没认真工作过。最擅长反倒是的迟到、早退、吵架、扯淡、或者是跳跳“忠字舞”，打打“敲三家”什么的。
真论干活，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用掌灶司永祥师傅的话说，只要这帮小子上班别把蛐蛐带来，别再掉进炒肝锅里去。包包子时候别抽着进去，他就谢天谢地了。
干脆，还是让他们闲着吧，也比裹乱惹事的好。
所以实际上，“天兴居”一直都是靠老职工们的自觉性维持着日常经营。特别是厨房里的事儿，关系到店铺的百年声誉，试过几次之后，就谁也不敢让小年轻们插手了。
当然，小年轻们自己也乐得清闲，每天仨小时最忙的时候收收脏碗、抹抹桌子，剩下时间也就抽烟打牌去了。就没一个人，想着跟老师傅学点技术的。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而随着老师傅们一个个退休了，年轻人继续一个个增多。自然干活的自然越来越少，吃饱了混天黑的越来越多。
那么天长日久，全部积累起来的矛盾真到了某种程度上，也就会来一个总爆发了。
而现在恰恰就是这种时刻，因为洗肠子车间的两位老职工刚刚退休，百十斤猪肠子每天清洗和处理的任务没人干了，成了个让人头疼的大难题。
是，老职工们还是有人会干，可是真忙不过来了，至于小年轻们，根本碰都不愿意碰一下。
于是这可就愁坏了白白胖胖，弥勒佛一样的沙亮宝经理。要没了处理好的猪大肠，哪儿能变出一锅锅的炒肝儿来呀。
倘若京城百姓吃不到这一口，那是要叫屈骂娘的呀。真写封信到饮食公司，肯定得挨上级批评。关键是挨批之后还照旧得解决问题，那不就太亏了嘛。
还真是巧了，就在这种最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时候，一个受李主任所托的电话，打到了沙经理的办公桌上。
正满头大汗的沙经理一接电话眼睛就亮了。
有两个能干活的小年轻想来这儿当临时工？这不正是想睡觉，就有人给递枕头嘛。
强劳过？那倒不算什么，反正俩小子也不是因为偷进去的。
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有毛病的人，他也不能甘心没有正式编制，还干这种活儿不是？
得，这么着，这事儿就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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