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3日,周日,早五点半。
这是京城一个既清冷又新鲜的早晨。
天色才微亮,太阳刚泛红,房檐和树枝子上都落着一层白糖似的薄霜,胡同里还没有行人。
不过,革命者们虽然还在为革命而酣睡,但“牛鬼蛇神”们却早早已经起床了。
在福儒里,现在就能看见一些走路永远是低着头,脸上露着谦卑和谨小慎微的人们在操着大扫帚扫街,他们都是街道上的管制对象。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年月的特殊景象,像着这种连一句“学习雷锋”的评语都无法得到的义务工作者,是近十年来,风雨无阻坚定维护首都大小街道清洁环境的一支主要力量。
这些人相当尽心尽责,几乎不用监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分片包干的划定范围,为怕追责,根本就没人敢糊弄事,谁都恨不得把地扫得一尘不染,比自己家还干净。
应该说,首都的环卫工人是最应该感谢他们的,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才使得他们的工作量大大减轻,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这种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在扫街的这些人中,自然也包括了洪衍武。
洪衍争两口子因为有孩子要照顾,上班的地方又都不近,洪家的清扫范围一向是王蕴琳的任务。所以这两天,洪衍武每天都要起个大早替王蕴琳扫街,既是为了让母亲能多睡一会,也免得她累得每天夜里腰疼得翻不了身。
而观音院东院之内,除了洪家以外,苏家也属义务劳动者的范畴。
苏家的当家人叫做苏慎针,妻子已经过世了,自己拉扯着儿子苏锦和女儿苏绣过日子,他是京城昆曲剧团为演员“盔头”做修补工作的裁缝。可实际上,这个工作对苏裁缝来说很有点屈才,而老苏来扫街的原因也多少有点冤得慌。
为什么呢?
因为苏家的祖籍原本是江南苏(州),一手针线手艺也是祖传的。就因为其祖上在乾隆下江南时为皇上做过几身新衣,结果这手艺就被皇上看上了。乾隆下旨将其祖选入宫中带回了京城,自此苏家也就被迫成为了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不得不迁入京城定居。
南方人细心,其委婉精致不是北方工匠可比,因而苏家的针线在宫里也是数得着的,一直都很吃香。哪怕是慈禧时期,衣作最繁盛的时节,衣作工匠多至二三百人,苏家的手艺也一样出挑儿,是这位老佛爷的最爱。后来直至民国时期,苏家人才从宫里流落到民间。
可苏家人虽然没了官差,手艺却仍在,老苏的父亲甚至还娶了个同样从宫里流落出来的绣娘。夫妻二人就此将“宫绣”与“苏绣”的精彩合二为一,凭着别人不能比的手艺,照样在大宅门儿之间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同样受到了大户人家夫人、小姐们的追捧和青睐。
请苏家做衣服的人都是大户的富贵人家,图的就是他做工精致、名气大。这么一来,苏慎针打小跟着父母学艺,便练就了一手制作旗袍的好手艺,他于鼎盛之年亲手制出的成品,其质地、色彩、做工甚至都让其父亲震惊。
说起来洪衍武的母亲王蕴琳当年也曾是苏慎针的主顾,她嫁入洪家后,在京城做的最贵的几件旗袍。均出自老苏之手。
但可惜的是,一到解放之后,苏慎针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因为新生活废旧立新,崇尚俭朴,旗袍逐渐淡出了人们生活。饶是苏裁缝有一双巧夺天工,能让一张白布变得花团锦簇的巧手,却再也没有了施展这种手段的机会。于是无奈之下,为了全家人有口饭吃,
老苏也就只有结束自由职业者的生涯,去找政府寻求工作了。
其实按理来说,以苏家的手艺,若放在“盔头”行里,为京剧制作戏服也并不算糟蹋。可偏偏京城搞这个行业的只有“三义永戏装店”一家老商号,早已被安排满了人手。
结果无法协调,政府也就只好委屈老苏进昆曲剧团当修补匠了,不过那里总算还有点绣活儿,苏裁缝并不完全是个废物,所以为了生活,他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最倒霉的是,没过几年,“运动”又来了。
这样一来,苏慎针一个大男人天天拿针线修补戏服,就又成了“破四旧”最先受到冲击的对象。而后无论任何与封建意识有关的大会小会,他也统统都要受牵连。所以,他也就成了东院里除了洪家之外的唯一管制对象。
而与苏裁缝恰恰相反走了大运的,倒是邻居老丁——丁贵如。
因为按理说,“崩豆丁”当年不大不小也是家铺子,就算最后败落成了个小摊儿,也应该把成分定成小业主才对。
可偏偏人家老丁会来事儿,“运动”时就防着被“倒旧账”,他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前,竟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个破得千疮百孔的旧棉袍来,满世界做起“忆苦思甜”的报告来。
老丁到处讲他当年要饭进京的辛酸,把自己的岳父也说成了剥削压榨自己的“资本家”,那“演义”出来的故事,让一些红卫兵小将和工人,听完了感动得直掉泪。
结果他便成了解放前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未了儿,他还把小业主的成分也改成了“城市贫民”。
这就叫,一样的花儿结出了两样儿的果儿。人在际遇上,由于不同的运作方式,差距就这么大。
这个时节,政治空气的氛围无疑宽松了许多,洪衍武扫完了自己家的范围,马上去帮苏慎针扫他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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