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歪打正着，此时正焦头烂额的冯复，那是一天一天的都没有好消息，到九月十九日，已经全面知晓“劳人党”的攻势是三线齐出。
东线、中线、西线三路大军，分别从赣东南绵延到湘西南，战场纵向宽度超过一千五百里，岭南省内部根本没有人有应对这种战场宽度的经验。
哪怕是十七师这样的王牌师，在过去的传承和战史中，也多是以战役中坚出现，不是大兵团，也不是军团。
自西军、北军之后，帝国因为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通常都用不上大纵深、大兵团，连长途奔袭都没有。
“劳人党”也没有经验，但“劳人党”有郭威。
别人不敢做的，郭威敢做，而郭威有王角，王角给予他无条件信任以及支持，在框架中肆意试错。
可以说，王角提供的舞台，哪怕是一个草莽山大王，这么多年的历练下来，不敢说跟韩信比点兵，但指挥大部队也会从白痴进化到熟练工。
从战斗中学习战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这个底气，就在于“劳人党”的基石是尤为朴素的最底层人民，不管是失地农民还是失业工人，亦或是挣扎在生存线、温饱线上的小市民，他们也是愿意搏一搏的。
郭威的背后有王角，王角的背后则是这无数个普通人。
所以突然冒出来一个大兵团作战，经验是没有，但却可以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打法来。
战场被细分再细分，总指挥之下，再分三个战场指挥，三个战场指挥下面，再由各个军、加强师为战役作战部队，而一场战役的发起,又被分割成了不同战斗环境。
如全歼十七师这场战斗,只不过是整个“韶州战役”中的一个部分,和“奇袭曲江”一样，都是战役计划中的一个目标环节。
而细分到这里，战士们就极为熟悉,也更加的灵活。
同时“劳人党”的地方同志，也不必去考虑范围太大的业务,只要专注于本身辖区内的劳力运输队组建,民兵动员和训练,思想加强和统一管理。
说白了，王角长期以来深挖的潜力,一直都是整个党的组织力度，由这个组织力度去带动更多的人民群众创造奇迹。
一个人，尤其是像王角这种有自知之明的普通人,深刻地了解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就在几年之前,王角尚且只是一个想着混吃等死、混入帝国高层体制、抱大腿升官发财、娶美娇娘小富即安的底层瘪三。
这样的一个人,不过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日子过得相对不错的一个。
发展到这一步,他的个人选择固然很重要，然而贞观纪元发展到如此黑暗扭曲的地步，也是逼迫着王角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受过穿越前教育的王角深刻明白,以他个人的能力，完全无法在这个扭曲的社会中,保证自己个人、家庭以及子孙后代一直相对平和、优渥地生活下去。
扭曲社会的规则即强权，他不是强权,那必然是附庸。
这是二元的，没有中间选择。
正如他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讲什么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也正是因为这是二元的，而且是尖锐矛盾的，一样没有中间路线。
贞观纪元的全球社会，能够做“墙头草”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王角要选择这条路,既为公德，也为私心。
追随王角的人，经过几年的淘汰之后，那种能踩着泥巴个泥腿子们一起插秧的小知识分子,同样能够跟战士们一样磨练出惊人的抗性，他们坚韧的精神，已经远远地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抛开。
于是在贯彻从中央到一线战场思想的时候，他们也能发挥出远超岭南省一干文人政客的能量。
广州人不能动员的地方，他们能动员；广州人不敢去的山寨、洞府，他们依然敢去；广州人不屑一顾的半人身权、无人身权的雇农，他们视之为珍宝……
这种区别，使得双方在宣传、动员乃至说不太切实际的“画大饼”上，都不在一个水平。
也为郭威这个南征总指挥，创造了极为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群众基础，人们在认知上，普遍地都会明白，南征不是不义之战，是一场正义的，为人民而战的战争。
前线的胜利，是普通人民中每一个的生命。
而前线的官兵，没有你是“湖南帮”我是“江西派”，战士就是战士，战士的身旁只有战友。
这些官兵中的绝大多数，可以是农家子，可以是小市民之子，甚至可以是奴隶之子，但到最后，既然都是儿子，那便是人民之子。
至公为他人，亦为自己，因为支持别人儿子的时候，别人也在支持你的儿子。
这样的道理，便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构，变成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使得人民群众传唱起来毫无压力和难度，要比白居易的诗还要通俗易懂。
广州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帝国寡头冯复是理解不了的，他跟王角只在生物学上同属人类，而在社会分化上，两人根本不是一种物种。
也是因为如此，拖到十九号，因为第五十一军重建十七师的缘故，歪打正着才知道岭南省被全面“入侵”，这不是笑话，而是南都广州集团的一种必然罢了。
若非郭威的大部队在战场自持力上还差了许多，否则，只怕郭威已经扛着火车打到广州站，冯复才会惊愕怎么就兵临城下。
冯复拼了命开启“自救”模式的同时，也在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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