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多出来的待业人口，尤其是大批的十四岁以上青少年、青壮年，把时间回溯两年，王角其实就已经在琢磨了。
只是当时底盘小，人口少，有什么问题，通过换货贸易就能解决，毕竟整个帝国大范围内来看，都是相对的和平期。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的局势发生了剧变，这不是死一个两个阁老的问题，而是大量的人口减少。
通常来说，人们的思维中，会认为人口减少之后，便会多出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也不对。
只有减少的那部分，刚好就是有岗位替换的人口，才符合条件。
可惜，社会的运转从来不是说人们认为应该如何，它就如何的。
江淮省的人口骤减，带来的不是就业岗位，而是动荡、恐慌、不安。
毕竟，都贞观三百零四年了，谁又愿意去江淮省上班呢？
就算给你一个总经理当当，开多高的年薪，起码也得先保证能活下来。
如果活命都成了奢望，那么所谓的就业机会，大约就是黄泉那边的机会。
而向外输出的混乱，反而会让周边地区原本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还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份工作没有事关重大，那么身处动荡不安地区附近的人，自然而然也会想要去安全的地区换一份工作。
哪怕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的。
而这，正是“劳人党”统治地区的一大优质劳动力诞生的原因之一，当然更多的选择了去江东，去山东，去河南，但至少来湖南“劳人党”通知范围内的，安全安定，是一个重要加分项。
如果说江西、湖南等一部分混乱地区的政权还是掌控在帝国手中，那么这些地区的混乱，是帝国的压力、包袱，不是“劳人党”的。
而当“劳人党”这个有实际组织纲领、政治诉求和目标的组织，选择了夺取这些混乱地区的政权之后，帝国的压力、包袱，自然而然也是要被接手的。
这世上，不可能好处便宜全占了。
于是乎这时候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释放压力，如何卸下包袱。
换成钱镠，那大概又是一场江淮省那般规模的“大逃杀”“笼中斗”，但王角的人性还没有泯灭，他的战友和同志们，也不是人性泯灭之辈，庞大的组织是没有感情的，但是组织中的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却是有感情的。
无情组织中的有感情个人，显而易见，都是孤独的勇者。
既然是勇者，那便要承担拯救的义务、责任，这不是别人强加的，是自我及拥护者的肯定。
其反应到现实中，便是如何公平地解决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也是由一个个普通的个体组成的。
一个人的失业，放大到社会，或许是小问题，因为社会不会混乱，不会崩塌；但是几十万人的失业，再小的个人问题，也都成了庞大的社会问题。
萧愿的才能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被压榨到一滴都不剩，整个南昌能够撑到现在不崩盘，已经称得上“房谋杜断”复生。
但现在的确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如果不对外输出战争，内压的释放，就是一股洪流。
所以，“劳人党”的总部高层，开了几次中央会议之后，王角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一个地方的城市待业人员，转移到可以释放体力精力的地方去。
横竖，就是有一件衣服穿，有一口糙米饭吃。
衣食住行解决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想要让城市中的待业人口乖乖地转移，那也不是红口白牙一说，别人就会听的。
这需要王角以“劳人党”党魁的身份号召，也需要“大唐人民革命军”在战场上的捷报，更需要“劳人党”更加完善的基层组织，同时更加需要地方上的土地产出，足够公平地分配到个人头上，而最后一点，就需要庞大的计算团队。
“劳人党”早期由沔州银行职员、管理层成员组成的会计团队，能够应付安仁县一个县，咬咬牙，也能应付湘东地区几个县，但规模再大，大到几个州甚至一个省，那就不是几十人几百人的团队可以解决的。
劳动部的成立，提供的是一种保障，但同样也提供了一种数据。
经济和价格办公室，则是收集和计算一种数据。
而诸如第一军、第二军以及“五枪队”这样的军队预备役性质暴力工具，同样也要收集情报，也就同样需要反馈数据。
大量的数据综合、比照之后，才能将公平释放到最广大的地区范围内。
要做到这一切，前期的工作是相当繁琐的。
最典型的就是农村土地产出报告，安仁县的总耕地面积和茶陵县的总耕地面积是不一样的，两个县的土地粮食产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能养活多少张嘴，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同时，安仁县要开发一百亩水浇地，修建水利设施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跟攸县、茶陵县也是不一样，毕竟不同地方的地理地貌特征，大相径庭。
这时候，同样要计算山区、平原地区不同的人力物资投入比重，然后再根据土地产出进行微调。
这一切，靠喊口号是不行的，靠王角个人的信用去号召，还是不行的。
这一切，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毅然决然，也需要领导者周围的同行者们坚定支持，更需要拥护领导者及其同志的普通百姓们，相信这一切是公平公正的，且是高尚有意义的。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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