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少，这个捐献的小学以什么标准。”，欧阳震华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題。
“标准其实沒办法具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利估计需求会有不同，不过我的建议是弄得好一点，至少20年之后不会被拆除，要包含运动场和图书室”，陈康杰说的是实事求是的话。
“这样的话，我估算，耗资会超过两百亿人民币，再加上打深水井和水窖，起码得五百亿以上，如果每个省资助两三所大学开展基础性研究，还要培训老师的话，光这部分，每年就起码要120亿人民币，西部大学的科研水平总体來说和东部是有一个阶梯型差距的，特别是和首都，明珠等地的大学相比”，欧阳震华稍微心算之后说道。
“或许会不止这么点，大学这一块可能完全可以和大学直接合作，其他的部分虽然主导权在我们手里，但是一定程度上这需要和政府适当合作，而且绝大多数涉及的地方交通不便，运费和材料费会很贵，钱的事情你看着办的，要通过多渠道的方式转进來，不同的组织可以分工去做不同的事情，毕竟术业有专攻”，陈康杰帮着分析道。
实际上陈康杰说的沒有错，五年之后核算，在这个项目上，从1995到2000年结束，整个耗资高达1200亿人民币，极大的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和农村生活条件，惠及人口达到两亿人，成立的五个慈善组织，每个组织每年花出去的钱有数十亿之多。
这个项目，为后面更大规模的行动打下了基础，培训了人才，完善了操作模式和管理手段。
“这符合你要求低调的条件，放心，我会采用多支流的方式來转移资金，而且，会只干不说”，欧阳震华很是理解陈康杰的要求和目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陈康杰要求低点，只干不说，但是，当多年以后，有关陈康杰的资料被一步一步曝光，他做的这些事情，使得千万亿的人对他今天做的事情感动不已，很多很多人将他当成恩人。
实际上这真不是他所需要的，他只不过是不想抱着一个很巨大很空洞的金钱数字离开这个世界而言，他只觉得那是他应该做的，符合中华民族历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和“乐善好施”的品质而已。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建立一个独立智库，我们国家虽然有很多智库，但是都是政策性的，有具体的利益倾向，不是偏向这个利益集团，就是偏向那个利益集团，而且，还几乎都是政府智库，这会使得那些智库在研究问題之前就有部门倾向在里面，很难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影响力也很微小，基本上很难走出国门”，陈康杰突然之间又想到了一个问題。
“你是说像霍普金斯学会，卡耐基基金会那样的智库。”。
“是的，智库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是软实力的浓缩代表，我们国内的智库的产品，除了推销给国内政府，基本上就沒有市场，例如国家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实际上是为中央政府服务，各省的政府研究室，就是为各省服务，大型央企，有自己的智库，可是面很窄，就是为自己这个企业服务，这是很有偏向性的，虽然相当多大学也建立了智库，可是他们的研究都需要政府的拨款，大学也是国有的，他们并不能做到真正的独立研究，我们目前的智库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资金短缺，实际上，一个课題的研究，要深入的话，是很费钱的，需要许多专家携同合作，为了保证信息的通畅和视野的开阔，要频繁的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与其他知名智库和大学做短期以及中长期的交流和互访，最关键一点，智库的研究基础是信息，沒有充足的信息就不能做完整的研究分析，而我们国家的信息公布机制是相当紧和死的，国外的许多信息也不一定能够全部免费拿到，这就需要花钱购买信息，说得实在点，假如要研究亚洲的经济走势的话，沒有各个国家统计部分最新的详细统计数据，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很理性的结论，除了统计资料，还要各大银行的内部资料”，陈康杰口干舌燥的说了一大堆。
“杰少，这是只花钱沒收益的事情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公司都已经有研究部门了，投资在内部，还能带來收益呢”，欧阳震华对智库的理解显然沒有陈康杰的那么深。
“这就是我说的偏向性，我们内部的研究部门，那是只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研究问題，缺乏客观性，而且，一个大型的有规模的智库，不仅仅要有投资专家，经济学家，还需要有战略专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外交家，军事研究者，甚至地理学家，lún_lǐ学家和大批的自然科学家，记者，官员等等，就像那些国外的大型智库，他们不仅仅研究经济问題，还研究各国，各地区的政治问題，军事问題，社会问題，历史冲突，环境问題，未來的科技走向，甚至人群的心理走向，科技对人的影响等等，既然能够有这么多有深度又客观的研究成果，那么它的顾客就不只是本国政府了，还可以是各种大学，大型企业组织和银行，国际组织，外国政府，ngo，某些政党，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许多时候他们会做委托研究，这都是要收费的，这些研究成果会影响到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软实力的输出，进而也许能影响到某一国政府的外交方针，影响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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