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办停薪留职？不想再公司里待了？你这是打算下海啊！”朱士聪显得有些吃惊，语气中也有几分不屑。
“下海”在当时而言，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词汇。
八十年代，普通人对于“下海”这种行为，看法并不正面，国企职工和政府干部甚至很鄙视那些“下海”的人。
这主要是因为私营经济一直没有被正名，个体户的也缺乏社会地位。对于普通人而言，好好的干部不当，下海去当个体户，那是脑子抽筋了。
直到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下海”经商才逐渐成为热潮，像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国企人员，纷纷加入到“下海”大潮。
正因为当时的人对于“下海”的看法是负面的，当朱士聪提到“下海”这个词语时，会感到吃惊，也会表现出不屑。
此前李卫东承包服装厂，虽然也算是一种经商行为，但毕竟还是在国企的体系下做事情。
可“下海”就不同了，那是脱离国企的体系，自己经营工商业，这跟当个体户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规模大小的区别。
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正式人员，“下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辞职，一种是办一个“停薪留职”，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
选择停薪留职，一来是可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下海”失败，被海浪一巴掌拍回在沙滩上，也可以回原单位继续上班，大不了就是仕途受到一些影响，但不至于失去饭碗饿肚子。
选择停薪留职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保留一个单位的身份，这在八十年代更是尤为重要。
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鄙视链。
比如城市户口可以鄙视农村户口；比如国企职工可以鄙视集体企业职工；再比如有正式工人可以鄙视临时工；当然还有就是有工作单位的人鄙视个体户。
在这一套鄙视体系下，一个国企干部的身份，显然是站在各种鄙视链最顶端的。有这么一个身份，在很多事情上都会享有特权，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出差住宾馆，这时候如果你掏出一个国企的工作证，那么绝大多数的宾馆都会对你笑脸相迎；而如果你没有这个国企的工作证，只拿一个身份证的话，很有可能被宾馆当成闲杂人等拒之门外。
再比如，坐火车遇到临时检查行李，这时候你掏出一个国企的工作证，那么临时检查可能就能省掉，或者只是简单的检查一下。可如果没有这个工作证，你可能就要面临更加仔细的检查，张德歪瓜裂枣的遭遇搜身都有可能。
还有遇到公安部门严打的时候，交警部门设卡查车的时候，一张国企工作中都能省去很多的麻烦，至少不用遭到长时间的盘问。
甚至遇到了车匪路霸，国企的职工也要比普通老百姓受优待。有些聪明的车费路霸担心受到打击，也会对国企职工网开一面。
因为国企职工身上带着的可能是公款，公款被抢的话，那相关部门肯定会有所行动，严重的话会在附近几个村挨家挨户盘问。
而普通老百姓的钱被抢，结果大概就是贼人跑了，抓不到了。
更何况运输公司的工作证，还跟其他国企的工作证不同。作为交通运输系统的企业，运输公司的工作证在交通出行方面是有福利的。
比如你没有买到去某地的火车票，完全可以刷运输公司的工作证进检票口，大不了就是上了车没有位置坐，就当买了站票了。
2000年以前，买火车票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某年春晚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其中有个桥段就是说买火车票，要扛着被子穿着军大衣，大半夜的去排队，这样才能买到火车票。
对于没有门路的人而言，所以仅仅一个刷工作证上火车的福利，便已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基于这种种好处，李卫东并没有直接辞职，而是决定办一个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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