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是战国时魏国史官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遥远的夏朝直至战国时代的历史。这批竹简在晋武帝的亲自督办下，由晋朝史官重新编排整理，被命名为《竹书纪年》。因为《竹书纪年》的成书年代远早于《史记》，所以在很多历史事件的记述与《史记》不同时，此书的可信度应该更高一些。
关于周昭王的疑案，《竹书纪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四）。”是说周昭王在位的第十六年，率兵讨伐荆楚，在渡过汉水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雌性犀牛。这段记载和《史记》的记载有一处明显的不同。《史记》是说周昭王去南方巡游，而《竹书纪年》却说周昭王是去讨伐荆楚。一个是游山玩水，另一个却是军事扩张，这是完全不同两个意义，对于后世该去如何评定周昭王的是非功过，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周昭王在渡过汉水时遇到了“大兕”，也就是“母犀牛”。由此可见，三千年前的汉水流域，生态环境十分原始，应该和现今的非洲草原或是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十分近似。很明显，那时的荆楚之地还是一个尚未被大批人类涉足的蛮荒所在。
细心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发现问题了。被太泽渲染的神乎其神的周昭王疑案，说到底和楚国有啥干系？《史记》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楚国。纵然有一句“南巡狩不返”，只是一个“南”字，难道就把弑君的罪名扣在了身处南方的楚国头上，难道就应该把楚国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竹书纪年》中倒是提到了“荆楚”，但“荆楚”泛指的是汉水以南的广大区域，楚国虽然身居此地，但在楚国周围林立着很多大大小小的荆楚部族，难道周昭王讨伐的一定就是楚国不成？实在是欲加之罪了。况且，《竹书纪年》中根本就没有记载周昭王死在汉水的案情，既然没有了原告，那又何来的被告呢？
的确如此。若是单论《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楚国的确是“六月飞雪”的千古奇冤。但是，另外的一部史学名著《左传》中的记载，却拨开了周昭王之死的迷雾。
又要科普一下了。《左传》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一个名叫左丘明的鲁国史官创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这部书的记述年代开始于公元前772年，结束于公元前453年。书中详实的记载了很多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后世了解这样一个纷乱的时代，提供了佐证。
关于周昭王的死因，《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说的是在公元前656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去讨伐楚国。楚成王觉得齐国是存心在找楚国的麻烦，便委派了一个名叫芈屈完的使者去质问齐桓公。芈屈完见到齐桓公后，一张伶牙俐齿派上了用场，他问道：“你齐国在北方，我们楚国在遥远的南方，就是畜生发情相互吸引，也不会千里迢迢的寻到这里。可万没想到，你齐桓公竟然率领大军来侵犯楚国，是何道理？”
人家既然这样问了，也只有解释一下了，齐桓公，是哪阵风把您老给吹来的呀？面对刻薄的质问，齐桓公一时间也是无从应答。幸亏他的身边有一位杰出人士，成功的将包袱丢还给了楚国使者。他答道：“你们楚国应该进贡周王室的包茅迟迟没有送到，导致周天子的酒水无法过滤清澈，没有好酒便不能祭祀神明，难道我们不应该来追究你怠慢天子的责任吗？”芈屈完自知理亏，说道：“进贡的包茅没有送到，的确是楚国的责任。我们把包茅赶快送去就是了，为了这点区区小事，难道也要齐国兴师动众吗？”
既然人家已经认错，而且准备痛改前非了，没必要再耀武扬威了吧！齐桓公再一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难道楚国知错就改，诸侯联军就不再追究了吗？如果一味追究，身为霸主的齐桓公显然是在小题大做，纯属是在寻衅滋事。唉，难办呀！
终于，还是那位杰出人士又站出来解围了，他说出了楚国的罪行，一条永远抹不掉也洗不清的罪行。“想当年周昭王来到你们楚国，无缘无故的死在了汉水，难道弑君大罪也是能够逃脱的吗？”乖乖，一个将近四百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竟被后代当作了开战的理由，这位杰出人士果然是敢想敢说吧！那当然，此人就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一代名相--管仲。
管仲抛出的“弑君大罪”让芈屈完招架不住了。他狡辩道：“周昭王死在汉水的事情，我们楚国并不知情，既然是汉水犯下的罪行，你们还是去向汉水兴师问罪吧！”
好了，齐桓公联合诸侯讨伐楚国的事情，太泽就到此打住了。因为周昭王之死，已经很明显的和楚国扯上了干系。理屈词穷的楚国使者竟然要管仲去问罪汉水，是不是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如此说来，楚国应当是周昭王之死的元凶，这一点似乎连楚国使者都懒得去为自己祖国开脱罪名了。
但若是细细推敲，这“问罪汉水”的狡辩，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芈屈完作为楚国的外交部发言人，真的觉得管仲的问题实在是荒唐，根本懒得正面回答。可你既然这样问了，我就给你提供一个解决荒唐问题的荒唐办法。如果这样分析，我们在佩服芈屈完机智应答的同时，似乎又觉得周昭王之死的确给楚国蒙上了不白之冤。
究竟楚国是罪魁祸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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