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工厂主，依旧还是国有企业。民企工厂虽然多，但规模上完全无法和国企相比。
朱由校允许轻工业在大明本土之外的省份发展，但并不允许冶金业之类的产业放到关外远离本土之外的地方发展，一旦这些地方造反了，要么被攻占了。那么大明可就亏大了。
掌握基础工业，掌握工业体系，才是保障大明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大的关键。科技越发展是越复杂的，那些无法跟上时代的国家。都将沦为打酱油的国家。
一个强大的国家想要保持下去，并且成为世界霸主，关键还是看能不能熬。能不能熬的关键，还是看百姓是否勤劳。
如果日子太好过了，自然而然会出现懒惰心理。
后世欧洲人之所以衰弱。就是因为太懒了，在中国的竞争之下，已经逐渐沦为三流国家扎堆的地方。
大明要能熬，就必须做好宏观调控，在保障好基本生存权的前提下，又不能让整个社会的人感觉不要做事就能有饭吃，可以整天到处吃喝玩乐，将快乐完全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痛苦之上，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腐化。
所以朱由校在工业发展上，高级的要发展。低级的也不丢。对外掠夺的利益，都是用在国家建设上，把民资大量排除在多外掠夺利益的门槛外。
并且通过宏观调控的模式，让内部百姓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将财富和地位分配给那些愿意吃苦上进的人，那些不愿意上进的群体，反正国家只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
中国人本身就擅长竞争，不像海外异族那样好吃懒做，又不擅竞争。华人在世界各地能混得开，就是因为擅长竞争。肯努力，能吃苦。
而一潭死水的国家，就是因为内部竞争出现了问题，有本事的上不去。辛勤劳动的人挣扎在温饱的问题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个国家就出问题了。
反之，一个国家的人们不用怎么工作，就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整个社会的懒惰风气不断滋长。这样的国家也会出问题。
如今朱由校搞的宏观调控，就是搞好财富分配，让那些付出汗水的百姓能够收获到劳动果实。
工人待遇是要提高的，但必须付出相对应的劳动时间和工作量。
此时新政地区的工人待遇经过宏观调控，每个月的工钱已经调整到了5元左右，而工作量比较大的码头、工地工人，一个月的工钱则达到了8元以上。
工人待遇的提高，顿时在北方新政各省加快了城镇化速度。大量农民愿意转变为工人，并出让自己的土地。
圈地运动的速度开始加快，国有农业公司在银行贷款的支撑下，开始大量圈地，并建设农业生产设施。
至于民资农业公司，此时已经有不少陷入了债务危机，因为扩张得太快，导致欠了银行一屁股债，要是还不起钱就要破产，资产就会被银行收走，然后进行拍卖处理。但是在这个掐死了贷款的情况下，还有几个民资企业会出较高的价钱购买这些农业公司的资产？
最后无非就是被国有农业公司买走这些资产，从而完成农业公司之间的土地兼并。
在对民资进行收割的时候，国企就开始发挥出保就业的功能了，不像二战前美国财团的收割活动，造成了数千万美国人民失业，上千万人被饿得皮包骨。
同时改革的深入，也切断了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输送脐带。处于社会中上层的阶级，日子变得不是那么安逸了，像过去那样坐在家里不用做事就能弄到钱的生活，也逐渐远去。
另一方面，没有勋位的商人在婚嫁、生活中的规格限制，也让社会风气稳定了一些。浮华的社会风气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各省司法部门也在天启十二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司法网络，治安系统也遍布新政各省各乡镇地区。
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快速上升，达到了大明开国以来最强的阶段。官场整顿则是这些年一直持续的动作，不断补充新血液、淘汰不作为官员，惩治贪污**官员的风气越来越严。
汉皇党发展迅速，因为吸收了大量的新血液，已经成为了新政地区绝对的政治主导力量。
上到封疆大吏，下到基层公务员，到处都是汉皇党的身影。
传统的政治党派正在快速瓦解，什么东林党、齐楚浙党，如今在朝堂上已经不见踪影，不是被收编到了汉皇党，就是被排挤了出去。
汉皇党制定的新的游戏规则，要想加入游戏，必须遵守这个规则。这个风暴正在向地方蔓延。
汉皇党开始大肆排斥、打压异己，天启十二年新政各省官员出现了较大的变动，那些不属于汉皇党阵营的官员纷纷落马、辞官。过去那些官员，没几个底子是干净的。
有些说是底子干净的，实际上都是商人阶级出身，而在改革之后，经商不能为官，这群官员已经被首先踢出了官场。剩下那些没有商业背景的官员，除了少数真正清廉的官员，真没几个底子是干净的。
于是在外人看来，天启十二年的反腐风暴极为猛烈，大批官员因为被查出了贪腐，过去的那些陈年旧事被扒了出来。实际上这些官员都是非汉皇党的官员，要么是能力太渣，要么就是理念不同。
政治理念的不同，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是造成党争的根本原因。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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