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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你快回老家来，爹病危了！”五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刚开学不久，我接到了姐姐的电话。电话的那头，姐姐似乎已经哭了，但仍然强掩泪水，尽量平静地告诉我关于爹病危的消息。
“爹病危了？”我顿时蒙了，“得了什么病啊？”
“弟，你快回来吧，回来就知道了。”姐姐在电话里不肯细说。
怎么会这样？父亲虽然自从当矿工以后身体不太好，但也不至于突然病危啊。
我必须立即向老师申请，回家探望！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也曾接到类似的电话。当时，他正准备期末考试，以为老人家生病，耽搁一周没有关系，于是没有请假，等到考试结束后赶回家，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我不能发生这种事情，否则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也许，如果晚一步，就不能见父亲最后一眼了。
回家的火车上，我眼前开始不断浮现出父亲送我上大学的情景。是啊，自从上大学以后，我不再每个假期都回家，主要是为了在假期勤工俭学，减少家里的负担。当然，每个春节，无论如何也回家过年。
总的感觉是，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性格也变了很多。小时候，家里虽然贫穷，父亲却很乐于继续当民办老师，还时不时地讲故事给我听。自从下矿当了矿工之后，父亲的脸上多数时间里都是愁云密布。
记得有一次回家过春节。父亲一人坐在门口张望，原来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生病，算好我回家的日子，就开始从早到晚坐在门口，等我回家。也许在父亲的心里，一直担心某种不象之兆，因而每次快要放寒假时，就会写信给我，希望我一放假就能回老家。
“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怎么会突然病危了？”我不断地猜想，各种可能性。
“噢，这不是五年前的那个大学生吗？”一位乘务员突然问道。
我抬起头，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位乘务员大姐。我想起来了，那次父亲护送我入学，碰巧只有一个座位，后来这位乘务员见父亲身体有些虚弱，帮忙解决了一个座位。
还记得她当时跟父亲说，到上海读大学，不用等到毕业，就会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了，慢慢地，自己家乡的方言就忘记了。
父亲当时就当真了，关照我一定不能忘了家乡话。
如今，虽然快五年了，但是我根本没有一口标准的上海话，甚至于听也听不懂。因为，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包括上海本地同学，都是讲普通话的。当然，我更加没有忘记家乡话。
乘务员与我攀谈，问了我关于大学里的一些情况。
此时的我，根本没有心情，只能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乘务员见我情绪不佳，便不再答话，走开了。
下了火车，搭乘面包车，还有四十来里路才能到达源头村。
“这不是牛牛吗？好久不见。”面包车的司机突然扭头对我说。
“牛牛，你好！”车上的卖票员也突然对我说道。
我仔细看了看，原来开车司机是我中学同学阿东，而卖票员则是阿苏。岁月无情，也许是婚后生活压力所迫，两位中学同学已经丝毫没有往日的青春风采，取而代之的是岁月留下的沧桑。
“是你们啊！这么巧。”我答道。
阿东和阿苏执意要免除我的车票费，一路上还跟我聊起中学时的情景，还好奇地问我大学生活。
怎么说呢？要是换成以往，我肯定会兴高采烈地，绘声绘色地叙述大学生活。但此刻的我，已经完全提不起精神。阿苏见我情绪低落，爱理不理，以为我读大学后看不起她们，也就把话打住，不再理我。一路上，我望着窗外既熟悉又陌生的风景，陷入了沉思。
终于到源头村。刚下车，姐姐就已经等在村口了。
“弟弟，”姐姐哭了起来，“爹没了！”
“啊！你说什么？”我差点跌倒，“到底怎么了！”
原来，姐姐在打电话给我时，父亲已经去世了。不是生病，而是父亲所在的那个煤矿发生事故，井下突然挖到了一股毒气，包括父亲在内的井下十几个矿工全部遇难。在那场灾难中，我同时失去了小时候的那些小伙伴，黄鼠狼、塌鼻子、猪仔、狗仔、猴儿也在当日下井挖煤，不幸全部遇难。
父亲遇难当天，母亲仍然记挂着我，怕我回家路上不安全，特意让姐姐隐瞒实情，只是说父亲病危，让我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没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此消失了！曾经见到过生离死别，但那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如今，亲人的离别居然降临到我自己头上了！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如此噩耗。父亲的最后一面，我都没有见到！
我不知道是如何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的。家里面，母亲和哥哥，亲戚们已经在悲声痛哭。
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这就是生我养我的父亲啊！我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父亲就这样走了，我连父亲生前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那最后一面，还是开学前的那个春节。父亲开始乐观起来，因为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参加工作后，家里的经济状况肯定可以改善了。
还记得那时候，我鼓起勇气问父亲，“爹，我学习成绩是第一名，班主任说我可以保送研究生。”
“牛牛，别再读书了吧，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吧，我们家条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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